地頭鼠竄  天昏地暗  貪腐叢生  立法黑暗

法鎚不至地鼠...............

法不示眾 法不治貪 立法黑暗 百姓很幹......... 

(釋解：六書造字，『暗』之取形乃『立足二日』。《禮記·曾子問》：「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上暗則政險<<荀子。天率>>)

星隊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暗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明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

故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之矣。

自清  自正 實正陽光法案全套修法

白日正藍------去黑保清廉  清黨保台灣

請馬主席帶領黨  大刀闊斧 進行透明 責信黨內改革  藉透明化建立正當行為的準繩  防微杜漸   清黨去黑  以昭朗朗  白日青天

========================

籲請落實財產來源不明罪Property crimes of unknown origin實正修法

(文／吳景欽)

在2009年4月，我國沿襲香港，於《貪污治罪條例》增訂第6條之1，針對公務員財產異常現象，其須提出說明，若不為說明、說明不實或無法合理說明，可處最高三年的有期徒刑，此即為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希冀藉由處罰的前置化，以來防制貪瀆。只是根據此條文，須對財產與所得不相稱時的說明義務者，竟僅限於涉嫌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的被告，且在要求說明的權限乃委由檢察官為裁量下，即難避免因人、因事而異的差別對待。而如此的嚴格限定，也已使本罪在防止貪瀆而提前處罰的目的喪失，致難以產生防制效果。也無怪乎，此種只做半套的財產來源不明罪，自立法以來，竟無任何公務員因此被起訴。

而為了解決如此的窘境，在去年11月，立法院特別修法，將可以適用本罪的對象，由原本的貪污罪，擴及於犯包庇色情、賭博、組織犯罪、人口販賣、毒品、走私、槍砲、兒童色情等罪。甚而在《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增列第10款的概括條款，即只要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刑法之罪，而有財產與收入不相稱的情況，即負有說明義務，並將此罪的法定刑上限三年提升至五年，期能藉由如此的範圍擴大與重刑化，以來有效嚇阻貪污。惟雖將須負有說明義務的公務員範疇加以擴大，卻仍以受檢察官偵查為前提，這代表要求說明財產來源的時點，仍在貪瀆或其他罪行已經爆發後，則此罪所欲達成的防貪功效，顯也難於達成，而以林益世案件來說，恐連事後的懲罰效果亦不存在。

 這是因目前林益世所涉及者，乃為公務員收受與要求賄賂之重罪，即便對於財產來源無法為合理說明，但基於一行為不二罰之理，檢方必會以賄賂之重罪為訴追與定罪的重心，財產來源不明罪自屬可有可無之物。而萬一在將來，法院以無貪污對價，而認定所收利益非屬受賄而屬政治獻金，則在判決已經認定非屬不法所得，卻又可以被告無法圓滿說明而以財產來源不明罪治之，不僅會產生極大的矛盾，更可能是一種訴外裁判，而嚴重違反不告不理原則。

財產來源不明罪，究其實質，乃一種備而不用的工具，而非最優先的制裁手段，既然如此，則要求公務員說明財產來源的時點，即不應是在公務員犯罪案件已經爆發，而應是在發現其財產有異常變動，致有貪瀆先兆之時。若果如此，則要求說明的機關，自應落在負責稽查公務員財產申報的機關，而非檢察官身上。惟目前受理財產申報的機關，即監察院與政風機關，於察覺財產異常時，對於無法圓滿說明財產來源的公務員，卻僅能處以行政罰鍰，嚇阻效果自然有限。而既然我國已經成立廉政署，且其下有政風人員與具有司法警察身份的廉政官，即應將財產來源不明罪中，要求公務員說明財產來源的權限賦予給此等人員，不僅能掌握先機，更可將防貪與反貪工作，畢其功於一役。
   

=====================

《遊說法》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陽光法案所規範的，是政治過程中的「透明」（transparency）與「責信」（accountability）等正面行為。試想，「法案遊說護航→個案不當關說→藉勢藉端收賄」是常見的貪汙三階段。過去的法律只在第三階段訴追，對政策法案形成的第一階段只有道德與政治責任的要求。《遊說法》將第一階段從政人員應該「誠信」「正直」「不違背公共利益」等道德層次的期待，轉為法律層次的登記與揭露要求；藉透明化建立正當行為的準繩，從而防微杜漸。

《遊說法》規定，遊說者應出具申請書，載明身分、遊說期間、遊說目的、內容、預估花費金額等資料提出登記；被遊說者也要在被遊說後七日內進行登記，相關資訊並應按季公開。做為陽光法案，其功能不在懲罰貪汙賄賂、利益輸送，而是強制讓遊說行為與政府決策或立法過程之間的關係透明化。

這些必須誠實登記的資訊，通過網上公告機制提供公眾檢驗；若有可疑與不法，則再透過行政、立法、監察與司法等途徑來追究各種責任。其原理近似於上市櫃公司有各種公開揭露的要求，雖不能阻止蓄意的掏空或內線交易，但創造了監理的金管會、證交所、證期局極大的監督空間，建立了公司治理的準繩，並提供了民眾（包含分析師）評比公司的客觀基礎。

可惜的是，這一部得來不易的法案，在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又回到了躺在抽屜的命運。根據內政部委託的文化大學研究報告顯示，《遊說法》自九十七年八月施行到去年八月，全國遊說登記案件總數僅二百四十八件。如此馬虎的執行，不但無法達成使政策制訂過程公開、透明的立法期待，更顯現執法者缺乏積極監理的作為；究其責任，在中央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或政務人員層級是監察院，在其他官員及民意代表層級則是內政部。

馬英九總統近日多次宣示，清廉是他的核心價值，也說，危機就是轉機。過去馬主席的清廉政見，現在的馬總統仍有機會可以全力實現！把躺在抽屜裡的《遊說法》拿出來，以總統的高度及肅貪的決心，責成監察院與內政部全力監督各個單位，落實執行強制揭露規定。一以使政策形成更公開透明、達至好的政府治理，二以建立正面的行為規範、使從政者善盡對人民的責信義務。如此逐步重建官箴與人民對政治的信任，或許林益世事件便會有其正面的價值了。（作者雷倩  國民黨籍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