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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國際趨勢的學者大前研一提出Ｍ型社會的概念，台灣也跟進討論「中產階級消失中」的現象。但與其說是中產階級向貧、富兩端擴散，恐怕台灣社會更普遍的感受是：窮人變多了。
台灣的窮人變多了，此一現象有客觀的統計數字作為佐證。根據內政部的資料顯示，今年前三季國內的低收入戶戶數與人數雙雙創下新高紀錄；低收入戶人數將近二十一萬兩千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三個百分點；這在過去六年以來始終呈現增加的趨勢，每年平均新增一萬三千八百餘人淪為低收入戶的一員。
這些數字是官方正式統計資料；而在現實生活中，從中產階級向貧窮線方向墜落、尚未被列入低收入戶的數字恐怕更加驚人。很多過去以中產階級自居的民眾，如今就算仍然衣履整齊地坐在辦公室，卻可能另有切身感受：為什麼我變窮了？最近國內一兼差外包網站公布的「上班族貧窮痛苦指數大調查」顯示，有七成五上班族自認「貧窮」。另一人力銀行的調查也發現，四成上班族都有負債。白領階級的景況尚且如此，則藍領勞工大眾乃至失業族群的處境，恐怕更加艱難了。
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國都出現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貧國和富國之間的財富差距也更形擴大。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副作用，也已形成一國際關切的議題，並非台灣獨有。不過，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景氣維持繁榮，從兩千年至今達成全球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三點二的經濟成長率；雖然分配的公平性不理想，但窮人或仍有機會從「餅做大了」的榮景中分一杯羹。問題是：台灣卻沒有那樣幸運。
台灣過去六年來的經濟表現，特別是與蓬發的東亞經濟相較，頗有「眾人皆樂我獨憂」的落寞感。陳水扁就任總統的第二年就喊出拚經濟的口號，但台灣的經濟發展一路下滑到落於南韓之後，成為四小龍之末。也因此，台灣的「中產階級消失了」的感受更為明顯。受此影響最甚者，除了中年失業族群可能導致全家生活無著的窘境，年輕人（特別是具高學歷的大學畢業生）覺得「錢途茫茫」的現象最令人擔心。此事攸關的不只是年輕人收入高低能否維持生活水準的問題，而是整個世代向前展望的安全感和企圖心。
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出現失業率攀高和薪水下滑現象，還沒出校門就開始擔心就業問題，縱然找到工作的平均起薪亦只在十幾年前的水準，和此一世代成長的富足背景形成落差。台灣當年從孤立貧瘠中創造出經濟奇蹟，國際研究常歸功於政府經濟政策方向正確，國內學者則不忘著墨於「拎著○○七手提箱」闖蕩世界的中小企業台商。台灣人民肯吃苦又敢闖，早年以「均富」為主軸的發展策略和相對公平的教育機制，更促使社會流動快速，為一般老百姓造就「肯努力就能出頭」的生涯願景；這曾經是台灣非常可貴的社會資本。但是，如今新世代的年輕人則在出社會之前，就面臨著經濟前景不確定、老年社會到來、貧富差距擴大的不利環境條件。
二十年前的台灣，高教育程度、具有專業技術和管理權者，加上傳統中小企業業主的「小頭家」，共同為台灣的「中產階級社會」建構起脊柱。那是一個未聞「台灣優先」等政治口號的年代，老百姓是由「從無到有」的實作成績中建立起公民信心。
如今台灣處於舉世感嘆「中產階級消失了」的洪流中，執政者堅持偏執的意識形態，將經濟折騰到這般光景，如果再不改弦易轍，而讓年輕世代繼續失去向前奮鬥的願景，則「有夢最美，希望相隨」之類執政承諾是真的落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