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水扁權力鼎盛之時，批評他的人都被視為政治不正確，言論不是反動，就是反民主；直到他的濫權真相現形後，許多人才悔不當初，悔恨自己姑息他那麼久。

蔡英文雖然與陳水扁完全不同，但許多人今日視蔡卻猶如當年視扁，總認為她「沒有錯誤的可能」（infallible），錯的是那些質疑她、批評她的人，那些人都是政治打手，目的就是為了保馬貶蔡。

擁蔡的人不但如是想，連蔡英文自己大概也認為如此。例如，別人質疑她在宇昌案中的角色有瑕疵，她卻把自己定位為奉獻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的角色，既為奉獻者，那又怎麼可能犯錯？

由於這種「我不會錯」的心理使然，所以蔡英文把所有質疑都視為抹黑，連最簡單的問題，例如為什麼國發基金官員要到卸任的行政院副院長家中報告？以及最根本的問題，例如宇昌案到底是採購案或投資案？她都不屑回應，好像神父如果回應教徒對上帝的質疑，就是褻瀆上帝一樣。

但比「我不會錯」更嚴重的是，蔡英文滿腦子都是「你才會錯」的想法。比方說，民進黨連登幾天質疑馬英九魚翅宴的廣告，但她卻對此視若無睹，反而在政見發表會中義正詞嚴地指責馬英九在報上刊登打宇昌案廣告，呼籲他「請你停止抹黑吧！」但套句蔡英文自己講的那句話：到底是誰在「打人喊救人」？

當然，她也把這套邏輯推己及人到參與宇昌案的那些科學家身上。她的說法是這樣的：國民黨為了打宇昌案，可以不惜代價摧毀台灣生技產業，甚至把多位具有國際聲譽的科學家（其中有三位是中研院院士）拖下水，毀掉對台灣有貢獻的科學家的名譽。

蔡英文這種說法很顯然是挾科學家以自重，讓他們替她在宇昌案中的角色背書。但問題是：那些參與宇昌案的科學家即使都夙具國際聲譽，即使也都確實有心替故鄉台灣盡一份力量，但宇昌案是一個business，或者說，如果有人把參與宇昌當成是一個business，那為什麼不能讓人從businees is business的角度，去質問那些科學家在宇昌案中的角色與作為？難道說科學家享有被質疑的豁免權？或者說科學家比其他人更沒有犯錯的可能？

但這種質疑宇昌就等於質疑科學家，質疑科學家就等於摧毀生技產業的三一律邏輯，如果正確無誤的話，那麼依此類推，政府任何重大決策豈不都該豁免於質疑？民眾豈不都該盲目相信作決策的人絕不會犯錯？但問題是，一個不受質疑的政府，又置民主問責制於何地？

日前才過世的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曾經形容歐洲有一種「古老的疾病」，這種疾病有三項特徵：與邪惡妥協的傾向，對獨裁領導視而不見，以及習於姑息政治；這種疾病讓歐洲受害多年，天鵝絨革命後好像一度絕跡，但其實祇是隱而未發；哈維爾在卸任後、過世前念茲在茲的，就是憂心這種古老疾病的復發。

用更簡單的話來說，哈維爾的憂心其實就是歐洲人對錯誤的事情不聞不問。過去廿多年，對那些相信「我不會錯」的許多政府領導人，台灣民眾姑息太多也姑息太久，這是台灣的「類歐洲疾病」，民眾必須要有所警覺並遏止蔓延，而且就從這次總統大選開始，否則後患無窮。

必須強調的是，此事無關選舉勝負，但攸關政治文化良窳，而且對三位總統候選人一體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