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普爾降低了美國的債信評等，這不僅是對美國債務信用的評等降低，其實也反映了對於美國道德信任及治理能力的「負向展望」。許多評論皆指出，此一事件是美國在全球多元博弈實力由盛而衰的拐點，這是普遍的公論。

二○○三年美國侵略伊拉克，使世人回過頭來覺得，二○○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暴行雖不能接受，但可以理解。而美國的民主政治竟亦能出現熱烈支持小布希侵略伊拉克的民粹場景，令人對民主政治的道德性及治理品質發生質疑。接下來，二○○八的金融風暴至二○一一的美債風波，則使得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道德形象受到重創，並使人們對民主體制在經濟正義及財政槓桿的治理能力亦發生質疑。從二○○一的九一一，至二○一一的美債風暴，不過十年光景，在全球舞台上主演了一個世紀的美國神話已現瀕於破滅的危機。

最嚴重的問題在美國道德形象的破滅。美債風暴爆發，俄羅斯總理普亭指稱：「美國是世界經濟的寄生蟲！」這句話雖嫌刻薄，卻深具道德評價。二○○三侵略伊拉克，美國在軍事上勝利，但在道德形象上留下重大污點；再者，二○○八的金融風暴，華爾街的金融炒手劫掠了全世界，非但全球數以億計投資人血本無歸，且舉世無一人不浸溺在所謂金融海嘯之中。華爾街金融炒手的道德水準，被視為美國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道德代表。至此，美國執世界政經牛耳的道德形象儼然掃地以盡，這可謂是美國國譽百年來遭受的最大衝擊。

其次是美國的民主政治及治理能力受到質疑。冷戰結束時，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說》，指美國的民主政治及市場經濟已經成為文明的終局典範，因而「歷史」至此「終結」，再也無以超越。但是，如何解釋在廿一世紀的高度民主政治之中，竟然出現昔日主政者侵略伊拉克及今日茶黨在野者火上加油這類民粹操作？再者，金融海嘯緣於政府以自由經濟的名目放縱金融炒手去炒作泡沫經濟，因而主政者其實比雷曼兄弟等更應受到指責。至於「量化寬鬆」及美債風暴的主因之一，則是在民主政治、政黨角力下，為「政黨輪不輪替」而爭相「政策賄選」或「政黨惡鬥」的競飆後果；何況，最奇怪的是，累積了如此巨大的國債，居然連國民健保仍殘缺不全，錢都花到哪裡去了？這些教訓，皆對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說」提出了質疑；雖然，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正確且優越的，但顯然仍有諸多須加興革改良之處，至少美國尚非典範，更難謂是文明終局成就的代表者。

道德形象及治理能力的重傷重挫，使得美國的全球多元博弈實力由盛而衰。如果只是治理能力有缺口，但道德形象仍能維持，那麼問題還不算大；美國現在的問題，卻是道德形象與體制能力兩皆敗壞，且每下愈況。

美國從世界政經泰斗到被指為「寄生蟲」，這使得「歷史的終結」出現了「文明的再省思」，此應是這十年來的「美國滑坡」給人類歷史文明帶來的最新與最大的課題。美國面對的不止是經濟的及金融的問題，而應是一場文明體制的總省思與總檢視。

「美國滑坡」對台美關係的效應是多面向的。財經面的衝擊不待贅言，尤值警惕的是美國全球角色的弱化，及相對地中國全球角色的崛起，這對台灣本身及兩岸關係皆具重大影響。上世紀美國以優勢經濟實力支撐軍備競賽逼垮了蘇聯，但誰料到今日中國竟成了美國第一大債權國？美國不可能以軍事來壓制中國，反而期待中國成為更有貢獻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此一情勢帶給台灣的訊息是：在兩岸關係上，愈來愈不能寄望於美國的支援，而必須建立一套憑一己之力與對岸折衝周旋的方案。

總之，不能只看美國債信評等調降，而要看美國道德形象及體制能力出現的嚴重缺口，這可能使美國在全球多元領域的博弈角色，走上了長期性的由盛而衰。

在七大工業國（G7）保證維持金融市場正常運作的承諾聲中，亞洲股市仍以「黑色星期一」收市，韓股一度暴跌7%，上證綜指大跌3.79%，台股則重挫3.82%，盡皆反映了亞洲國家對美債評等下調的極度憂慮。相較於歐美債務纏身、經濟前景黯淡，亞洲並非這波信心危機的核心，但全球化讓各個市場緊密相連，亞股的修正幾與歐美同步，而其經濟成長模式發展出來的「美元陷阱」，更令亞洲難以脫身，亟待各國加速調整，並是全球經濟能否步回正軌的關鍵之一。

標準普爾上周五在美股收盤後，正式宣布將美國政府長期信用評等從AAA調降至AA+。無論標普調降美債評等是否存在負債估算誤差或過大的主觀評斷，也不管惠譽及穆迪依然肯定美債是全球最安全的資產，抑或主要國家都公開表達對美債的高度支持，但這畢竟是美國首次失去3A評等，具有歷史性意義；再就市場反應而言，儘管是短期恐慌情緒的發洩，也無疑是全球金融市場的重大事件，促使G7、20國集團（G20）、歐洲中央銀行等國際政策協商平台在周末假日密集會談，期望在昨天亞股開市時做出足以安撫投資人的宣示，但市場顯然沒有領情，跌勢依舊。

在這一波由美債上限協商啟動、歐債危機擴散引發的全球信心危機中，亞洲國家原被期待扮演安定的力量，就如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能快速回穩，甚且反手相助。可是，自金融海嘯以來推展的全球再平衡緩慢，令亞洲國家依然身陷部分經濟學家所稱的「美元陷阱」，以致美債風暴愈滾愈大，亞洲國家卻難以脫困。

「美元陷阱」源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過後，亞太各國經貿政策向貿易盈餘及外匯儲備的傾斜，積極發展出口導向的經濟成長模式，讓亞洲國家的外匯存底快速增加，以中日台韓四大經濟體為例，今年迄6月底時的外匯儲備總額約已逾5兆美元，足足是1997年時的11倍；而外匯儲備強調的流動性及安全性，使其絕大多數流向擁有全球最佳流動性、最高安全性的美債，因而亞洲很多國家是美國的大債主，排名第一的是大陸，還有日本及台灣，並讓美國得以持續以低利率舉債度日。2008年時，美中兩強曾為此相互指責對方是金融海嘯的禍源，但當時也建立了推動全球再平衡的共識，只是挽救經濟的優先性仍重於結構調整，三年來成果有限。

這樣的失衡結構，在這波信心危機中再次被凸顯。美債降等，短期的市場震盪固然難免，更棘手的是中長期問題，因美債收益率在理論上會走升，可能推高市場借貸成本，不利經濟復甦；而為穩定經濟、維持低利率，寬鬆的貨幣政策暫難退場，甚至還須加碼，因而引燃第三輪量化寬鬆（QE3）的預期，美元也看貶。

這些可能的發展對亞洲都是壞消息。首先，亞洲各國持有的美債帳面價值可能縮水，未來還可能遭到再降等的連環拳；美國前景看淡，亞洲雖有區域內市場可支撐，但成長勢將受限。再來就是「美元陷阱」，由於亞洲國家經濟成長模式未變，為追求出口成長及經常帳盈餘，難以容忍本幣大幅升值，政府一旦進場干預，就又買進了美元，於是不得不再購入美債為主的美元資產；反之，若亞洲放棄干預，則其持有的美元資產價值同樣變得不值錢，本國貿易卻可能因此受損。因此，多數亞洲國家儘管對美債事件憤怒不已，俄羅斯總理普亭更直斥美國是寄生蟲，但還是得含淚繼續持有美債。亞洲國家也了解擺脫「美元陷阱」的必要，推動擴大內需、發展服務業等政策，也將外匯儲備運用多元化，例如成立主權基金等，降低對美元的依賴，但總在考量出口競爭力的優先性下推遲了結構改革。美債降等既點出美國的問題，何嘗不也在提醒亞洲國家？

美國聯準會前主席葛林斯班七日表示，美國隨時可以印鈔票還債，因此美國債務不可能違約。他還認為美國應不會出現二次衰退，這波全球危機問題出在歐洲。

葛林斯班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指出，標普調降美國信評，主要影響的是心理層面與美國自尊，美公債仍是安全無虞的投資工具。

他說：「這不是信評的問題。美國有能力清償手頭上的任何債務，因為美國隨時可以印鈔票還債。美國債務違約的可能性是零。」

葛老此話一出，立刻在網路上引發抨擊。評論指出，美國實施兩波量化寬鬆，本質上就是印鈔票救市，已引起輸出通貨膨脹到全球的爭議，如今竟稱美國的債務也能印鈔票來還，實在非常不得體。

葛林斯班說，美國是否會發生二次衰退，「取決於歐洲而非美國」。他表示「美國經濟相對表現較好，雖然成長緩慢，但仍然向前邁進，直到義大利出現狀況。義大利的問題導致歐洲金融體系陷入動盪，危機並因此捲土重來」。義大利債信問題可能危及歐、美經濟穩定。

美國股市崩盤，信心危機蔓延到全世界，現在全球各地的投資人皆夜不安枕。美國一周前才在國會暫時解除了舉債上限問題，但隨之而來的債信評等降級，以及擔心經濟二次衰退等憂慮，引爆了這場全球股災。以台灣淺碟式的經濟，受全球波動影響在所難免，但如果理性評估現況，實在沒必要過度恐慌。外面的世界不平靜，我們在茶壺裡不要自己更添風浪。

這次全球大地震的「震央」在美國，從俄羅斯總理普丁痛罵美國是全世界的寄生蟲，到中國的新華社警告「華盛頓必須戒除沈溺於舉債的癮」，都可見舉世對美國以鄰為壑作風之不滿。不過，全球經濟已如千絲萬縷彼此牽連，各國罵歸罵，對美國情勢還是有種擔心它「大到不能倒」的警戒。尤其歐債問題也在悶燒，一國接一國，救火救不完。倫敦這兩天發生暴動，從個案的警民衝突延燒成區域性暴力失序，有人認為還是和經濟復甦緩慢引爆社會不安有關。以色列也爆發30萬人的街頭示威，根源還是經濟問題。換言之，全球各地都受害於「苦日子」，這種動盪的氣氛恐怕一時無法消除。

相較之下，台灣當然也有台灣的問題，但在全世界波濤洶湧之中，我們創造出的茶壺裡的風暴，很多是不必要也不值得的。例如馬總統一句「普羅旺斯」也能掀起口水戰，吳揆感慨於救災重建艱辛卻被批「鱷魚的眼淚」，這種政客之間幼稚的鬥嘴和挑撥，好像井底之蛙拚得你死我活，完全不解外在世界的驚濤駭浪。政府現在要安定投資人信心，經濟體質希望能挺過這波風浪，國家財政問題也並不輕鬆，當務之急要穩定社會氣氛。

台灣的歷史悲情包袱雖沈重，但從各種角度看，政治和經濟發展過程算是幸運，迄今自有一套「軟實力」在華人社會中獨樹一幟。但台灣社會卻又常見硝煙瀰漫，都是茶壺裡的風暴鬧出來的，和外在世界的紛亂比一比，台灣政客終日「所忙何事」到了可笑的地步。如今茶壺外風浪正緊，至少我們關起門來的政黨惡鬥和內耗應適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