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五年返國任教迄今，匆匆已二十餘年。記得剛回國在研究所授課時，命題難易掌握不佳、分數寬鬆收放欠妥，給研究生們造成不小的壓力。某一年耶誕節，學生們致贈卡片一張，上面寫著「很高興這一年來與老師一起成長」，幽默中帶有一點諷刺與抗議，令我產生相當的警惕。的確，人的一生都是在學習、警惕、成長。我們都是平凡人、都有性情、都會思慮不周，當然也都會犯錯。思慮不周是「惑」，犯錯是「踰矩」。孔老夫子要四十才能不惑、七十才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見這終生學習的過程有多麼漫長。

    教書二十幾年來，對於法政經社各個學門漸有涉獵，勉強可說對於社會科學沒有「大惑」。但是這些年來，自己始終對於「學」與「仕」之間的應然關係，處於似懂非懂的狀態，仍然有些模模糊糊的疑惑。尤其是，華人社會數千年來「學而優則仕」的古語早已深植人心，於今雖然時代情境不同，但究竟如何不同、此不同情境又如何影響學仕分野，總想要清清楚楚的辨明，才能去惑。這篇文章是一點心得分享，其中有八分是自省，只有兩分敢說是抒論。

    當我們討論學與仕之間的關係時，前者通常是指教授、研究人員、知識分子，或是中國古代所說的「士」。雖然今日之環境複雜百千倍於古代，但是對於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古人的了解相較於今日學者卻是毫不遜色。一代大儒余英時先生指出，在主政者心中，「知識分子最不可愛的性格之一，便是他們對於國家的基本政策或政治路線，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時還要提出種種疑問和批評。」對於這類政策批評，主政者當然會感覺芒刺在背。但是奇妙的是，一旦主政者重士貴智，把「士」變成臣下之後，從政學者的智識「便將完全為人主效忠，絕不會發揮任何批判的力量」。余先生這一段文字的整理，其實是出自馬王堆的黃老佚文，可見兩千年前的學者對學與仕關係的參悟，就已經相當敏銳，將學者從政後喪失風骨的危險，描述得淋漓盡致。

    為什麼學者從政、從知識界跳到政界，就可能會如余先生描述的「性情大變」呢？社會學泰斗韋伯在其著名演講中指出，學者的特性就是「距離感」與「判斷力」，而前者尤其重要。唯有與外在事務保持一定的距離，學者才能有「清醒的頭腦與理性的判斷力」，甚至堅持到獨排眾議、逆流而抒論的地步。但是政治基本上就不是一個能夠保持距離的行業。韋伯說，政治的本質是投注熱情、採取立場、進行鬥爭、獲得權力。固然從事學術研究也需要熱情，但是學術熱情只是一種專注的態度，一種甘於寂寞的執著。韋伯描述學者要有一種「從前數千年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靜默等待」的內斂涵養，理性而持續的獻身，以一種「若不工作到凌晨一點，就不算是一個教授」的堅持，去面對學術志業。

    但是從政則不同。政治熱情是對政策的投入與責任感，韋伯形容為一種「莫名其妙的亢奮」。政治人物的成就來自於權力，其爭取權力的過程，難免要喚起或接納民眾的激情、要順從外在的壓力、要強悍地與政敵鬥爭、要維持捨我其誰的參與、甚至要選擇立場暫棄是非。凡此種種，都是與學者們「保持距離」、「維持理性」的堅持格格不入。因此韋伯說，「從政的美德與學者的美德是不相容的」。進一步言，如果學者在學校內就巴望著官場的權力大位，或是在官場與學術之間跳躍游走，恐怕也很難保有韋伯所說的兩種美德了吧！

    讓我們再回來華人世界看看相關的說法。余英時先生曾指出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有其客觀的準則與內在的理路，堅持其求真的精神與節操，如此才能超越、批判。我認為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達到韋伯所說的學術要保持距離才能維持客觀，這一點不難理解。但在此我要強調，唯有保持距離，才能維繫余先生所說內在理路的清明，才可能超越對立、拉出高度，做成有益社會的見解。

    就以最近喧騰一時的司法案件為例，司法檢調也好、電視名嘴也好、社會大眾也好，一旦沾染了政治立場，不能保持距離，就再難維持內心理路，提出具有（人權）高度的見解。同理，學者專家踏進了政治，又豈有倖免之理？

    綜上以觀，學術與政治不僅路線不同，而且幾乎是互相排斥的。韋伯不但將教授學者與政治判斷做嚴格的劃分，甚至希望學者避免在自己專業的範圍外說話，更要對表態性的政治活動保持緘默。就長期而言，韋伯認為學術不該是投身政治的踏腳石；他認為：學術必須要獨立於政治之外，才可能為政治提供服務。

    把前述中西兩位大學者對知識分子的定位投射到台灣，我們大概就會感到極端的不安。台灣今日的問題已經不只是學政界的過分「交流」，甚至連學者應有的距離感，都已經極為模糊。十幾年前，我與數位同事在台大校務會議提案，要對教授借調官場有所限制，以避免學官兩棲之弊。但是在戒嚴與一黨專政的長期陰影下，這個借調限制提案，只能消除學官兩棲的不理想現象，卻無法釐清學仕殊途的根本觀念。十多年後的今天，學術界所扮演的批判角色已是每況愈下。在藍綠加速對立下，台灣幾乎已經難以存在保持政治距離、維護立場中立、敢於政策批判的空間。台灣的意見似乎永遠是兩極二元，而愈來愈難看到允厥執中的、具有知識高度的黃鐘之言。

    走筆至此，我終於析解了「白馬非馬」之惑。添了政治顏色的學者就少了距離，少了距離的學者就失去了高度。失去了高度的學者還能不能算是學者，也許就要去問公孫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