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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8/02 15:28:47瀏覽146｜回應0｜推薦0 | |
| 關上鐵門，強制治療是改變性侵犯觀念及行為的主要途徑，但在現實的環境與條件下，在改變與不變間，卻存在著種種無奈。
開啟鐵門的那一刻，要讓走出是重生，而不是風險，許多問題就必須要解決。 經過多次溝通，台中監獄終於同意我們進入獄中的強制治療區採訪，這也是這個區域首次對外曝光。 穿過台中監獄的7道鐵門，正當許多受刑人戴著手套，在獄所間的球場傳接球時，強制治療區裡，一群人默默坐在鐵椅上，眼睛盯著高掛在牆上的電視螢幕。 只有在陌生人出現時，才偷偷的瞄了一眼，隨即又回到原先木訥的表情。 他們不准相互交談，更不能起身走動，等到治療師叫到自己的編號時，才能走入後方的走廊，那裡有著一間間的治療室。 透過單面鏡看進去，在團體治療室內，所有受刑人圍成一圈，心理治療師坐在當中，輕鬆的語氣打不破低沉的氣壓。 這些受刑人都沉默不語，只有在被問到時，才吐出幾句簡短的語句，這是性侵犯在獄中必須接受的治療課程。 9年前，小傑(化名)用迷藥性侵多位網友，因而入獄，遭判刑11年，2年前，他開始接受獄中強制治療。 小傑說，以前的他放蕩不羈，仗著出色的外表及談吐，從不顧及別人的感受，傷了許多女孩的心，經過治療後，他才看到了自己的不安全感，也坦然面對自己的問題。 小傑：『(變音處理)剛開始其實我蠻抗拒治療這件事情，其實剛開始蠻排斥的，就是你會覺得說我又沒有病，我幹嘛要治療？ 剛開始是有這種心態，後來接受治療之後，慢慢會覺得說，其實自己好像有一些東西是不正確的。 剛開始我進來之後，我覺得奇怪，不過就是做個愛而已，幹嘛要那麼大驚小怪，剛開始的心態是這樣，但經過治療之後，發現其實那是很大的觀念上的扭曲。 因為可能是你自己覺得說這沒什麼關係，可是你都沒想到人家那個女孩子她受到這樣是一個很嚴重的傷害，會對她未來的人生造成一個很大的陰影。 可是我在以前是不懂這些，我只覺得這又沒什麼，現在社會上一夜情那麼多。』長期在獄中與性侵案受刑人接觸的心理治療師鄭卜銘，帶著我們了解獄中的強制治療專區。 對我們來說，看到的是清一色的髮型、服裝及表情；而他，則必須花許多時間與心思，慢慢從這些受刑人心中找出各不相同的犯案原因。 鄭卜銘：『(原音)國內其實針對性侵犯治療大概從民國83年左右開始十幾年，跟國外比起來還是比較短的時間。 性侵犯從一開始接受治療到1年、2年之後，他對於性衝動的控制上面是否有改善？他對以前比較扭曲的性幻想他有沒有去改善？ 再加上他有些酒藥癮或衝動控制比較差的狀況，有沒有改善？再加上比如他在監所裡面的言行舉止表現會不會去違規？ 那也是我們去考量的，因為違規就代表他可能衝動控制不好、他沒有悔意。針對不同類型的性侵犯給予或擬定合宜的治療策略跟方式，而不是全部性侵犯不分任何種類跟情況做一致處置。』 坐在治療室內的受刑人，許多都還年輕，戴著一副眼鏡，彷彿是正在上課的學生。這些人當中，有些自認只是與網友發生一夜情。 有些是與未成年少女進行性行為，而遭到對方父母提告，縱使兩人相愛、你情我願，仍觸犯了現行法律，治療師會依據不同的情況，給予不同的心理治療。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主任鄭瑞隆說，如果能制定台版「梅根法案」，當然也該有所差別，避免一時誤入歧途的年輕人就此被貼上永久的標籤。 鄭瑞隆：『(原音)把這些最危險的找出來，可能5個、10個而已，不是真的每個觸犯這個罪的都被公告，那還得了？ 這樣影響層面就非常大，而是極少數那些最危險的、手段比較凶殘、對於社區的民眾或者是社區的弱小幼男或幼女危害很大的那些人。 這些人需要公告，所以我說台灣要做的話，應該從最嚴苛的標準做。』 要讓想改過自新的性侵犯不再擔心自己已上軌道的生活付之一炬，也要讓受害者不再害怕當初的惡狼會再將魔爪伸向自己或他人，分級、分類是必要的步驟。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便認為，對於和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的「兩小無猜」型、不會隨機犯案，或是評估再犯風險不高的性侵犯，就沒有公布的必要。 心理輔導老師王行更進一步指出，臨床評估時還兼顧了許多項目。 王行：『(原音)一個是傷害性，一個是再犯風險性。高風險可能是低傷害的，他每天在那邊性騷擾，他高風險，可是對生命的傷害沒有那麼即刻性、沒有那麼大。 但被他騷擾的人身心傷害也很大；另外是有一種是他再犯率非常低，但他傷害性非常高，他10年不再犯，他再犯一次會致人於死，這兩邊都要平衡。 這方面我們兩個不是這樣看事情，但在臨床心理上他們是在抓高風險跟高傷害型的，成為最主要的指標，那些人大概是最需要去治療的。 可是它還有一個指標，叫做可治療性，那這種人有沒有可能做治療？』 要分級、分類，就必須有衡量的標準。目前國內有各式動靜態量表衡量性侵犯的再犯率高低，但工具畢竟是死的，人性卻是複雜的。 尤其是評估的結果攸關是否能提前重獲自由或是刑後還得繼續治療，有些受刑人面對治療師時，難免會說「該說」的話，演「該演」的戲，使得這份評估的準確度有多高，令人憂心。 對於這個敏感的問題，阿強(化名)顯得為難，欲言又止，他不否認獄中有套「教戰守則」，除了自己在失敗中學習如何跟治療師打交道外，「學長」們也會傳授經驗。 阿強：『(變音處理)在裡面有接受治療的教育，裡面的老師也非常專業，但就是在裡面….其實在裡面、在老師的面前雖然可以表現得很正常啦。 可是….雖然老師很專心啦，但是我們裡面受的教育就是也蠻那個的….就是都很正面啦。 然後我覺得說，如果要在裡面發現一個回來會不會再犯，其實還是需要蠻嚴格的觀察，因為大家在裡面都是….希望這個治療趕快通過，然後能夠去報假釋。』 心理輔導老師王行及王臨風也坦言，強制治療就如同強拉一頭牛到河邊喝水，除非受刑人自己想改變，否則效果不樂觀。 王行：『(原音)那個是個強制性，如果他不配合的話，會有損他的利益，所以在利益考量的話，他也可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治療師說治療師喜歡聽的話。 重要的是因為這個治療跟懲罰綁得太緊了，治療的成果跟治療的結果不應再跟法那麼靠近。』 心理治療師王臨風：『(原音)假釋就依據他在監所裡的表現嘛，那個也不是他的權力，那是本來就是額外的。 國家有權力說我不給你假釋，但是並不代表你表現不好；你表現好，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得到假釋。法歸法、懲罰歸懲罰、治療歸治療。』 獄中環境封閉，又缺乏犯罪誘因，在這種情況下，確實很難判斷受刑人是否真的改過自新，因此，許多治療師都認為，再犯風險應交由出獄後的社區評估較為合適。 而評估時，必須兼具專業人士及客觀標準的量表，並避免黑箱作業，才能抵擋主觀因素與社會壓力，將外界的質疑降到最低。 除此之外，目前國內的預算大多放在抓、偵、審3部分，在治療方面如同杯水車薪。 鄭卜銘就感嘆，台灣從事犯罪心理研究專業人才已不足，預算的短缺更讓許多醫院或治療師卻步，或是乾脆派「菜鳥」醫師上陣，更使得犯罪治療的功效雪上加霜。 鄭卜銘：『(原音)我們的臨床心理師社工師來這邊1小時，現在政府的規定是725塊，精神科醫師1小時平均起來大概1,200塊。 主治醫師級喔，我們王(家駿)主任還是主任喔，那看誰要來做？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又要去扛很大的社會輿論壓力，情何以堪？』 雖然目前還是有許多心理治療師在獄中承受著壓力及可能的風險，堅守崗位，但對於現今的條件與社會氛圍都感到無奈。 他們希望能多得到些心理上及預算上的奧援，才能讓他們幫助更多受刑人步入正途。 小傑：『(變音處理)我其實這陣子都在想，因為我出去可能會跟我哥哥開一家洗車店，因為我覺得出去先把經濟先穩定下來。 然後我一直希望有一個溫暖的家庭，這是我父母親沒有辦法給我的，但至少我以後我想要結婚，我想要有一個愛我的太太跟愛我的孩子，我想要好好的去愛他們，然後這樣就很滿足。』 談起未來，小傑的眼中出現了憧憬與希望。在這重重鐵門內，有些人或許還無法找到正道，當然也有些人盼著重新展開自己的人生。 無論是獲得假釋，還是始終無法通過評估而刑滿出獄，他們終究會離開這個牢籠，但在這一刻，他們是否準備好重新面對這個社會？而這個社會又準備好重新面對他們了嗎？ 中央廣播2011.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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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教育文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