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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6/18 12:22:07瀏覽195｜回應0｜推薦0 | |
| 一直以來，教育部的態度並不強硬，有時還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陣營中。從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內的多位官員曾發表過講話，支持改革試驗。
南科大一位老師認為，這樣的二元對立很大程度上是社會輿論渲染的：“目前社會輿論似乎是說：‘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離改革。” 有網民建議：“現南科大一舉一動，媒體盯得緊，有動輒得咎之惑。若為改革計，不妨能降降溫，給多些空間。” 時鐘指向九點，南科大教學樓304、305教室依然見不到一名學生。6月7日上午，答案終于揭曉：南方科技大學首屆教改實驗班的45名學生沒有一人踏進高考考場。 45名學生拒考，迎合了許多人的願望。消息甫一傳出，引發輿論歡呼。在一邊倒的聲音中，南科大此次高考風波，被簡單解讀為一則“抗爭”的故事。 但實際上，在是否高考這個問題上，處于風暴眼中的老師、學生、家長，乃至深圳市政府、教育部，都面臨著艱難的選擇，進行著複雜的考量。 2010年7月，國家頒布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 南科大高考風波恰好為此提供了注腳：在三者關系尚未理順的時候，社會對于政府的警惕心理如何激化了對立情緒，而政府所作的努力又如何被學生和家長負面解讀，處處舉步維艱。 因為要求南科大學生參加高考，教育部再一次成為眾矢之的。 其實，一直以來，教育部的態度並不強硬，有時還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陣營中。從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內的多位官員曾發表過講話，支持改革試驗。 “我認為文憑應該是學校負責……如果各國都有經驗，可以考慮讓南方科技大學去試。”一年多前，袁貴仁如此表態。 但正如南方周末在2010年12月16日的報道《辦一所“出格”的大學有多難》中提到的那樣，上層領導表態了，並不意味著事情必然變得順利。 部長的講話被南科大視為“尚方寶劍”，屢屢引用，但它畢竟不具備法律效力。 直至今年2月25日，局面才逐漸變得明朗──在當天的新聞通氣會上，教育部發言人續梅說：“對創辦南方科技大學並進行高等教育的一些改革、探索，教育部是積極支持的態度。” 然而，時隔3個月，續梅在記者會上再次談及南科大時，雖然依然重申“大力支持”，卻意味深長地補充說：“任何改革首先要堅持依法辦學，要遵循國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續梅所言的“基本教育制度”即是高考。這是改革的一根“紅線”，並非因為支持改革就可以允許南科大突破。 實際上，自開學以來，就高考問題，深圳市一直在與教育部進行談判，南科大亦在積極協調變通之法。只不過在5月份，在《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通過實施之前，來自教育部的高考指令最終落下。 體制輸出了指令，一貫支持南科大教改的深圳市政府便成了執行者，政府官員需要回頭勸說學生們參加高考。為了給學生做工作，市委副書記王穗明還曾親自到南科大現場辦公一天，坐鎮指導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場特殊的高考。簡單來說，高考不過是走個形式，完成程序而已。 市政府向學生許諾：不需要回到原籍參加高考，南科大校內將特設考場，使用廣東省高考試卷，分數將不對外公布，不管考多少分，學生都會依然就讀于南科大。 為了盡可能爭取學生參加高考，政府將報名截止日期一再延遲，一開始是5月31日，之後延長至6月3日，最後又改為高考開始前隨時可以報名。 端午節期間，負責報名工作的老師也都沒有放假。校方亦不斷重申這一高考的特殊性。 在給學生們的通知中，高考被稱為“高等學校注冊考試”，而非“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入學考試”──言下之意，作用僅僅是完成“注冊”手續，並不依靠其招生和入學。 在南科大的一些老師看來，這些具體操作體現了政府的通融，而且，走一遍程序之後，能夠還給學生們一些他們本應得到的保障。 正如教育局的工作人員對學生們所說：如果參加高考，將可以獲得教育部承認的學籍和文憑，這將給學生們帶來“雙保險”，畢業後申請國內研究生、進入公務員系統等都不會遇到障礙。 但想當公務員的學生根本就不會來南科大。 從一開始，這些學生就和學校簽訂了《自願申請就讀南方科大教改實驗班協議書》，做好了拿不到教育部承認文憑的准備，他們深深認同朱清時校長所言：“我們的文憑，讓社會來承認。 ”如今，面對教育部主動送上的文憑，他們普遍心懷不解。 而政府為學生們參加高考創造方便的種種具體做法，卻引發部分學生和家長的進一步質疑：高考報名時間早就過了，為什麼我們還能報上名？ 大多數學生是不能在本校考場參加高考的，為什麼我們都可以在南科大考試？ 有學生幹脆稱這場考試為“偽高考”，並認為這傷害了高考的純潔性──“既然教育部是以‘依法辦學’為旗幟要求我們參加高考，這些做法本身就是違規的。”學生小賢(化名)說。 種種得不到答案的疑問，令一些學生產生了對“黑箱操作”的懷疑。一些學生想出了辦法：寫公開信，開“微博”，借助輿論的擴音器放大自己的聲音，引發社會關注和討論。 後來，那封兩千多字的公開信成為媒體爭相引用的對象，亦被人們視為代表全部45名學生的聲音。 但是，根據南方周末記者的了解，學生們的想法並非全然一致。盡管絕大部分同學都反對參加高考，但理由卻不盡相同。 有人認為可以理解教育部的要求，但希望能有溝通、對話的機會，正如公開信中所寫：“並不是高考了就是不改革了。” 但也有人的看法更為激進些。在校門口接受眾多媒體採訪時，學生潘登說：“我覺得說白了就是教育部門在反對我們的改革。”學生程齊家則認為：“如果參加高考，就是對改革的背道而馳。南科大的改革關系到中國科教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我們不想當歷史的罪人。一旦高考這個事發生，就意味著這場改革被顛覆了。” 個別活躍的學生，還會給同學們群發短信，再三告誡：不要參加高考。一些學生的態度很簡單：跟著校長走。學生小嘉(化名)說，他深為校長的教改理念和個人魅力所折服。 “我們還是學生，看的肯定沒有校長透，所以我們肯定聽校長的。如果校長讓我去參加高考，我也會去。” 但朱清時一開始並未直接表態，他回避了學生，不在學校出現，只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參不參加高考，由學生和家長自己決定。我們負責改革，但是學生前途要由他們自己決定。” 小嘉認為，朱清時的不表態也是一種態度。“校長的理念在剛開學的時候就已經交代得很清楚了，只需要想一想他之前說過的話就會明白。” 高考前的端午假期，許多學生都回家了，他們大多是去為自己即將參加高考的高中同學們加油。 留在學校的學生不過十幾名，他們也並未准備高考，而是利用假期在深圳游玩。還有部分學生由于反感老師的“騷擾”，搬去了校外的賓館暫住。 6月3日，依然留在校園中的部分南科大學生收到了一封信，寫信的是學校的一名老師。 信中有這樣的句子：“考與不考，不可一概而論，我們倡導因人而異，鼓勵大家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做出選擇…… 今天，大家的分歧在于‘改革中是否要盡量減少風險’，而不是‘改革’與‘反改革’的二元對立。” 這名老師認為，這樣的二元對立很大程度上是社會輿論渲染的：“目前社會輿論似乎是說：‘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離改革。” 輿論的熱烈關注令一些人想起了蔡元培先生的話──“殺君馬者道旁兒”。 這句話出自蔡元培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時留下的條子，意思是：殺你馬的人，就是在道路兩邊給你的馬鼓掌的人；正是旁人過分的期待與厚愛，才讓駿馬奔到超出極限而死亡。 基于這種擔心，有網民建議：“現南科大一舉一動，媒體盯得緊，有動輒得咎之惑。若為改革計，不妨能降降溫，給多些空間。” 實際上，社會輿論對“反高考”的情緒化渲染，的確令不少局內人感到困擾。 一名南科大行政人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有人說拒絕高考的南科大學生‘有種’，這種激發對立情緒的評論是把我們往火坑里推。 萬一我們真的被迫關張，評論者當然不必為此埋單，但誰來為孩子們的利益負責？誰來為教改失敗的社會代價負責？” 這名校內人士認為，比起稱贊學生“有種”，眼下更緊迫的事情是保留火種，在必要的限度內作出妥協。“深圳市的改革也是在體制內進行的，我們的教改並不一定非得突破高考的底線啊！” 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也認為，高考並非不可妥協的原則問題。 “美國也有標准化考試，香港學生進大學要經過兩次類似高考的標准化考試，但這並不影響我們自主辦學。 ”吳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說，“招生不是一切的判斷，不應把所有高教改革都懸在這一點。” 另一方面，堅持認為學生不應高考的人同樣有他們的理由，教育學者熊丙奇就提出：“在我國內地大學，國際慣例是行不通的，試著用國際慣例解讀，只會離題萬里。 而如果用另一種思路解讀，則更貼切，這就是權力的思路。 行政機構怎樣能做到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最大化，就會採取怎樣的方式，即便這種方式有美麗的包裝，但剝開之後，本質還是權力思想和利益思想。” 顯然，妥協和不妥協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身處其中的政府、老師、學生和家長，可能出于完全相同的目的──讓 教 改 堅 持 走 下去──而做出完全不同的選擇。 各方都有許多理由可以支撐，也都認為自己充滿了無奈，但誰也都無法確定：自己所做出的選擇，是否能讓這所學校順利走下去。 在南科大的學生們沒有翻開的高考語文試卷中，作文題正是“回到原點”。現在，深圳市政府和校方已經各盡其力，學生們也做出了各自的選擇。 輿論的狂歡中，南科大能否回到它改革的原點？ 2011.6.17大陸南方週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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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情隨筆｜校園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