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六○年代以來：多元激盪雙向溝通

1960年代以前，以研究人員為主導的藏品與展示功能，是博物館工作的考量重點，在1950年代初，僅有少數博物館聘用教育人員（辛治寧，1999：422），到了1960年代，全美有79％的博物館提供有組織的教育活動( Patterson, 1961; 引自Roberts, 1997: 65 )。儘管增加教育人員及預算從事教育服務，教育仍然是博物館的次要任務，從1960至1970年，教育人員以極少的預算在次要的辦公空間工作，他們幾乎很少參與展示發展工作。研究人員仍掌握主要權力，且將所有心力關注在藏品的照顧與研究，而教育人員則持續致力於向觀眾從事詮釋工作( Roberts, 1997: 65 )。六○年代的博物館教育雖然尚未成為普遍的主流思維，但隨著教育部門及人員逐漸擴展，博物館教育的影響力日益明顯。

1969年出爐的《貝爾蒙特報告》( The Belmont Report )，被視為對美國博物館教育發展最具影響的文件（辛治寧，1999：437）。這份報告起源於博物館專業被要求參與並致力於詹森總統時代提倡的社會計劃。該報告提醒：日益增加的外在壓力要求博物館善盡公眾責任，而博物館也需要資源以完成任務。結論中界定博物館的功能是研究機構、教育結構，同時也是國家在為貧民區的弱勢兒童提供教育時的重要合作者( Hein, 1998:8 )。博物館被賦予如此重要任務，但人力與經費的缺乏勢必對博物館造成更多挑戰，所幸博物館的難處，最後順利獲得解決。

報告中指出，面對正在改變的觀眾需求，博物館將轉變為多元科際的社區中心，提供獨特的學習。但博物館卻沒有足夠的人員與經費符合學校教師、學生以及社會大眾的各項需求，因此最後的結論是建議聯邦政府直接以經援支持博物館（辛治寧，1999：437）。七○年代的美國博物館教育，因為獲得政府經費上的挹注，而得以擴展公眾服務項目與領域。另外，隨著社會責任的加重與服務範圍的擴展，博物館內部對教育專業的需求也日益提升。

與博物館教育相關的著作與報告，在七○年代前後相繼出版，這對提升博物館教育專業有相當助益。1967年，由英國博物館協會初版的《博物館的學校服務》( Museum School Services )，是第一本介紹博物館教育方法的書，也是博物館教育工作者普遍的參考指南。另一本著作是服務於英國倫敦Geffrye Museum的Molly Harrison所撰寫的《學校以外的學習》( Learning Out of School )，該書於1969年出版，並強調博物館可以實物為具體例證來發展兒童的美學與教育功能。

此外，英國在七○年代早期也出版數個有關博物館教育的報告，例如1970年由蘇格蘭博物館與畫廊委員會出版的《博物館教育報告》、同年由英國博物館協會出版的《博物館教育第一冊》、以及1971年英國教育科學部推出的《博物館教育》（教育調查第十二號）等。這些報告指出，博物館具有廣大的教育資源，可惜尚未被廣泛運用，因此，應加強博物館的教育工作，增進博物館發展成人非正式教育，以及強調教師訓練的重要（辛治寧，1999：434-435）。

AAM也是帶動博物館教育邁向專業的重要推手。雖然博物館教育可被視為美國的產物，但並非所有博物館從業人員都贊同這樣的理念，Sherman Lee在1971年擔任Cleveland’ s Museum of Art館長期間，曾明確表示：「視博物館為大眾教育的概念與她斷絕關係」 ( Lee, 1971; 引自Roberts, 1997: 66 )。所幸這些反對的聲音，並未影響博物館教育的發展，因為在1973年，AAM通過成立教育專業標準委員會，以作為專業代言人與促進者( Roberts, 1997: 66 )。

在七○年代，博物館教育的專業與地位受到各界廣泛的肯定，這十年對博物館教育而言，充滿了許多具創新性的發揮，強調以實物為主導及鼓勵觀眾對其自我學習的學習方式，在此階段，博物館將教育任務定位在舉辦更吸引人的展覽以擴大觀眾群，同時要針對目標觀眾發展教育活動，並增進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關係（辛治寧，1999：435）。隨著博物館教育專業的提升，以及各界要求博物館為提供更多大眾服務，到了八○年代初期，教育人員終於在博物館裡獲得對等的地位，許多教育人員也開始參與策展與加入行銷團隊( Roberts, 1997: 66 )。

AAM分別於1984年及1992年出版的重要刊物，對於在八○年代以後的博物館教育，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1982年AAM 組成「新世紀博物館委員會」( Commission on Museums for New Century )，該委員會的任務在於研究與確認博物館在美國社會的角色，包括負有保存與詮釋文化與自然資產的義務，以及對廣大觀眾的責任( AAM, 1984: 11 )。兩年後所出版的《新世紀博物館》(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 )報告指出，「博物館必須瞭解其身為教育機構的潛能」(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84:28 )。

《新世紀博物館》除再度強化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外，也點出博物館教育其實具有相當多亟待開發的潛能。稍晚，AAM集結博物館館長及教育人員組成的專業小組，針對博物館的教育角色討論，並在1992年出版《卓越與平等：博物館的教育與公眾面向》( Excellence and Equity :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 )，該報告提出廣義的博物館教育角色應涵括整個博物館，從董事會到展廳的警衛，從公關人員到解說人員，從研究人員到教育人員(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92 )。

博物館在這些期許與建議之下，逐漸發展出八○年代後「全方位的教育導向與社區互動」（辛治寧，1999：443）。提出該論點的辛治寧認為：

博物館在全然認知到其所具有的教育潛能之下，以此作為功能擴展的重心，從與基礎教育的合作，至積極理解和滿足觀眾的需要，以及與社區建立互動的關係等，呈現其以全方位的教育導向、提供各項服務為原則之下的新博物館理念。（辛治寧，1999：443）

上述文末提及的新博物館理念( New Museological ideas )，係由Stephen Weil在1988年所定義的，相關概念亦在同年召開的史密森機構國際研討會(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中提出( Stam, 2005 )。新博物館理念的核心就是Weil所提倡的「雙向思考」( bi-polar thinking )的模式，他呼籲博物館人員在「保存、研究、展示和解說等專業技術下，亦能重視和回應社區的需求和願望」（辛治寧，1999：443）。新博物館學( The New Museology )的概念也在這樣的氛圍下醞釀產生。Peter Vergo在1989年集結九位學者針對傳統博物館進行反思的文章，出版《新博物館學》一書，他在導論中指出新博物館學的意涵，簡單來說，就是基於對「舊」( old )博物館的不滿。他進一步指陳，舊博物館學過於重視方法( methods )，而太少對目的( purpose )著墨( Vergo, 1989: 3 )。在新博物館學理念下的博物館，是目標取向與觀眾取向，而非物件取向；主要關係的建立，在於博物館與其觀眾及其他顧客之間，而非博物館與藏品之間（辛治寧，1999：442）。

自上個世紀九○年代以來，博物館開始重視其傳播溝通功能（辛治寧，1999：448）。隨著博物館教育的蓬勃發展與新博物館學思維的注入與轉化，美術館逐漸從藝術殿堂轉換成與民眾互動激盪的溝通場域。展覽室內的探索、互動式展示、與新的觀眾建立新關係等議題，一一受到重視（辛治寧，1999：448）。藝術品（或藝術）的詮釋權，不再是研究人員的專利，從館內的教育人員到館外的藝術家、藝評家、教師，甚至一般觀眾，都可能被邀請參與某項展覽的發展。《從知識到論述》( From Knowledge to Narrative )的作者Lisa C. Roberts(1997)在＜教育如同賦權＞( Education as Empowerment )一文中，對此趨勢做了以下的闡述：

在博物館熱切要求觀眾投入與回饋的風氣下，策展人(exhibit developers)也開始尋求外面的諮詢團體，對展示內容提供建議。諮詢對象如：文化團體、鄰近的居民與教師等人士。這種合作精神代表知識和展示的生產成為一個分享過程上的重要進展，……。（Roberts, 1997: 69）

以觀眾為中心的新博物館學思維，不斷地被強化與提醒，在Eilean Hooper-

Greenhill(2000)所謂的後現代博物館場域裡：

……，專家知識仍然重要，但還需要將觀眾與非專家的日常生活經驗整合在知識裡，……，也要試著將觀眾的感情( emotions )與想像( imaginations )包含進來。( Hooper-Greenhill, 2000: 142-143 )

當前美術館展覽發展，就在多方交流激盪的氛圍中，開展出許多創意的可能性，展覽的呈現更具多元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