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從國安局已解密的宗教監控檔案中，調查威權政府如何對長老教會進行監控。

Seong-Jin Cho – Piano Concerto in E minor, Op. 11 (final stage of the Chopin Competi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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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5.5.自由】促轉會從國安局已解密的宗教監控檔案中，調查威權政府如何對長老教會進行監控。最新調查發現，情治機關先後執行多次專案要控制長老教會，「八一九專案」在長老教會全面佈建1169人，每個教會最少佈建1名「抓耙子」，也曾經藉由「導從專案」影響長老教會選舉，蔣經國更曾下令，長老教會若違法立即處理，不必顧忌外國壓力。

行政院促轉會今日在台大法律學院舉行「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始：壓迫體制及其圖像」發表會，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黃克先表示，過去研究長老教會只能從牧師的回憶錄或口述記錄，始終缺乏威權統治時期官方檔案，要感謝促轉會將相關監控檔案從國安局移轉出來。

黃克先指出，1960至1970年代這個威權國家試圖要控制長老教會，長老教會「焚而不燬」的勇氣，堅持續發出台灣人真正的心聲。值得關注的是，長老教會何以在1960年代政教關係走向決裂，黨國如何藉由情治機關要來控制長老教會。

黃克先談及，促轉會移轉了國安局、警備總部、調查局等單位150卷，內容達數萬頁涉及長老教會的檔案。內容包含情治單位對台灣各地及海外長老教會人士、機構、團體的佈建、監控與處置決議。

他表示，國民黨早年積極肅清島內中共地下黨，1960年代也成立「720專案」，希望讓台灣各個基督教會退出普世教協。普世教協是國際性的教會組織，成立初衷是非常宗教性的，而長老教會在1951年南北合一後，也希望加入普世教協。

據研究，1960年代開始出現一批「黨國基督徒」，號召要擁護蔣介石，宣揚反共護教，在政治與宗教結合運動下，開始將普世教協定調為非常危險的「共匪赤色組織」，加入該組織的教派有被「境外毒素」污染危險，所以要藉由「720專案」阻絕境外毒素，逼迫台灣各教會須退出普世教協，長老教會也被情治當局監控。

另外，1977年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希望台灣能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並積極透過教會網絡宣傳至海外，此舉讓黨國威權政府震撼不已，隨即成立「819專案」，工作重點有監控及檢扣該宣言的流通，運用軟性方式綏靖長老教會內部，以及持續監控並處理該宣言對政權所造成的後續效應。

黃克先指出，長老教會每一年4月召開年會，討論重要議案及選舉重要幹部，情治單位極力想要介入。當時國民黨社工會也出面，希望長老教會能修改宣言，要阻止「人權宣言」在年會通過，甚至安排長老教會高層去參觀軍事建設，用軟性的旅遊行程，使其知道這個國家很好。

「蔣經國曾下令，長老教會若有違法立即處理，不必顧及外國壓力！」黃克先強調，從官方檔案可以看到，蔣經國曾經對長老教會一事做過指示，直指這涉及國家生存問題。而「819專案」累積4051位的調查資料，分類鑑定友好、中立、不友好。

據研究，「819專案」同時佈建1169人，每個教會至少佈建1人。在監控檔案中，更可以見到「未具黨籍而有活動力教徒名冊」、「未具黨籍之牧長調查名冊」、「外籍教師不友好牧長名冊」、「應予以管制出境名單」、「各教會動態調查表」、「各教會教勢分析報告」。

黃克先談及，到了1980年代，威權政府更以藏匿施明德的罪名逮捕高俊明入獄，反而引來梵蒂岡派特使來台關切。根據檔案記載，情治機關在內部檢討會議提及，宗教自由觀念深植教會人心。

黃克先說，長老教會對於如何應對黨國相當有彈性，早在蔣經國找上副總統李登輝前，就先找李登輝來參加年會及報告，知道有哪些橋梁對其有利，也用宗教自由希望黨國給予更多空間。

據調查，對付長老教會來硬的沒有效後，威權當局又端出「導從專案」來暗的，希望透過控制長老教會高層，要進一步改變整個組織，情治單位更打入組織，像介入選舉一樣要介入年會的選舉，甚至制定「參選人選分析及謀略作為計畫」，捧抬甲類人士，打擊與高俊明較親近的人士。

黃克先強調，促轉會向國安局徵集檔案的過程困難，專案的連續性未反映在檔案上，其中缺少了幾屆年會，對照歷史發展都恰好發生敏感的重大事件，不禁令人懷疑檔案是否被選擇性移轉。

前促轉會委員高天惠表示，她是長老教會牧師，對這方面經歷是很真實的，當年他在年會期間，都會突然有人要來跟她「做朋友」，自己就一句話回應，你自己去看教會公報。另外，高俊明事件還有很多檔案都沒有被看到，希望未來能夠找到；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表示，關於檔案的不連續性，會持續與國安局來努力。

民主防衛法制的迫切課題【摘要2021.5.5.蘋果 吳宗謀】新黨青年軍共諜案的5位被告一審無罪，王智盛先生投書《蘋果》指出近年法院「思維滯後」，沒跟上民主防衛潮流，所以審理國安類刑案，往往「情重法輕」。法院量刑是否妥當，可以等定讞以後再說。

但無論是為民主或獨裁服務，刑罰都是笨重的統治工具，因為往往只能在傷害造成之後，對付警察抓得到的人。的確刑罰有嚇阻力量，但是遇上不要臉、不要命、以及不怕被抓的人會打折扣。再者，刑事程序勞師動眾。就算要炮製冤錯假案，演場戲都曠日廢時。況且，執行偵審處罰的政府資源總是有限；資源一旦用盡，「法不責眾」，政權便威信掃地。

因為這些限制，理性的政權不會把刑罰放在治國第一線。過去的極權主義政權，用恐怖來駕馭社會；刑罰是製造恐怖的工具之一。至於自由與威權體制，在刑罰之前，會藉由行政權的各種調查、監督、干預或是監控等手段，甚至民間資源為槓桿，提早消弭真正的刑案發生的機率，或者在損害尚淺時，就能儘快受到控制。不只是針對境外勢力的滲透與顛覆時，才會這樣做，各先進國打擊組織犯罪與恐怖主義，也是如此。

這些道理卑之無甚高論，在台灣許多方面也已行之有年。王文主張，台灣需要從民主防衛的角度，全面梳理金流、人流，乃至資訊流的法制。脈絡雖然不同，但道理一如家暴不能等到出了人命再辦，而是需要保護令制度，以及鄰人熱心通報。都是同一套先行政、後刑罰的策略。

早在2017年，政府已經意識到需要刑罰外的國安工具。調查局因此提出了「保防工作法」草案，然而引起強烈反彈。行政院退回草案以後，關於反制滲透法制，至今沒有下文。究竟是政府缺法律人才，不靠調查局就寫不出保防工作的法條；還是台灣不需要反滲透了？

統促黨涉及《中國新歌聲》鬥毆事件以來3年多，政府都以掃黑來因應。迴避解散政黨的憲法訴訟難題。但是掃黑的定調卻也會去政治化，中國滲透活動的大圖像，被打散成無數個鬥毆、收保護費或是暴力討債的小案件。

國安案件的判刑輕重，無礙於當前台灣民主防衛法制的強化。指望嚴刑峻法會讓中國馬前卒嚇到放棄滲透，未免太天真。更何況，民主防衛的實體處罰規定，現成的外國立法例已經很豐富。比較急迫且重要的問題，恐怕是設計出新的機制，讓威權時期被獨裁者壟斷、欠缺國會與法院制衡的監控制度，能見容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