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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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24 11:36:49瀏覽6755｜回應13｜推薦33 | |
| 更多部落格文章：立即前往 所有指證都令人啼笑皆非 每到選舉，對手陣營就會放話說，我拿國民黨中山獎學金出國，一定是國民黨的職業學生，在海外留學時負責監視臺灣留學生行動，並且以此大作文章。這是民進黨一貫的抹黑手法，他們說我是拿中山獎學金出國留學，就負有職業學生任務，為國民黨做事，這是不了解中山獎學金的性質，因為要拿到該獎學金，不是經由分配，而是必須透過考試，基本上學業成績也不能太差。過去政壇上不少人就是拿中山獎學金出國，包括江丙坤先生、胡定吾先生、李大維先生，許信良先生也是。 我必須鄭重澄清，我根本不會去做「抓靶仔」，我生平最痛恨有人打小報告，因為以前也受過被人打小報告之苦。大學時代我積極投入保釣運動，當時大家熬夜畫海報，有人還一邊流淚一邊工作，但是校園中就有人說我是激進分子搞學運；後來日本與我國斷交，準備與中共建交，便派特使椎名悅三郎來臺說明斷交事件，當時還在戒嚴時期，但是滿腔愛國熱血的我們還是走上街頭，到機場抗議日本和我國斷交，甚至還拿雞蛋砸日本特使座車。 多年後我碰到那時的調查局長沈之岳先生，他告訴我：「馬先生，以前我們對你有些誤會，」我才知道在校園的一些行為被人打了小報告，所以從大學時代起，我就被調查局列入了「黑名單」。後來我到美國留學，儘管我在美國發行的刊物批判左派，反對臺獨，但是我絕對不會去打別人小報告，害得別人回不了國。 如果我真做過打小報告這類事，情治單位一定有相關報告的資料。民進黨執政已經快八年了，大可全部公開出來，但截至目前為止，都只是捕風捉影，甚至有些所謂的「證據」都讓我啼笑皆非。例如有一次對手弄了一張照片，說我帶了照相機在海外留學生向政府抗議的場合去照相搜證，照片上只見我笑咪咪，根本手上沒有拿照相機，但是他們硬說相機一定在我的口袋中，試想那個年代的相機體積如此龐大，口袋怎麼會放得下呢？ 指導教授曾被人意圖利用 後來有一次臺北市某綠營高姓議員在議會說，他在照片上又找到了另外的新證據，結果把照片秀在議會大廳的螢幕上，我在備詢臺上一看，馬上笑了出來，因為那是我大四時在同學家拍照的照片，那時我還留著一點鬍子，結果卻被說成是在海外的照片。民進黨要污蔑你時，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以前只是希望他們澄清，但對手絲毫沒有改進之意。現在要選舉了，前些日子新聞局長謝志偉又說我是「抓靶仔」，在海外監視具有民主思想的臺灣留學生，我只好到法院去按鈴控告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現任的環保署長陳重信，他在二○○六年一月九日投書《自由時報》說，一九七八年二月某一天大雪，交通中斷，原本要乘火車由華盛頓前來波士頓哈佛演講的郭雨新先生，因而無法成行；下午一點十分原定時間已過，很多學生包括呂秀蓮及法學院Professor Jerome Cohen（孔傑榮教授），以及他本人，都仍在會場等候。最後，孔教授請郭先生在華府的助手李哲夫教授代表，簡略介紹郭先生為何要選在當年一月七日在洛杉磯宣佈將與蔣經國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一些經過。在等候郭先生時，他和孔教授聊起麻省理工學院的國民黨校園間諜事件，孔教授看到我正好步入會場，便以手臂推他一把，輕聲地說：「Winston, there is another KMT spy coming.」陳重信在文章中說他很驚訝，連馬英九的老師也知道馬英九當時被很多臺灣留學生指認為校園特務及職業學生。 看到這篇投書後覺得很可笑，因為孔傑榮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我太太也擔任他的研究助理，我不認為孔傑榮會講出這些話，所以我就寫了封信給孔傑榮先生，他也迅速的回信給我，信的內容如下：  英九：很難過又有人企圖利用我去證實我認為是毫無根據的流言，讓你再受困擾。這讓我想起一九九八年的類似情形，有人要我確認一個類似但我毫不知情的說詞，結果沒有成功。二十八年是漫長的歲月，而人的記憶總會模糊，我不記得郭（雨新）先生造訪哈佛的事，但我在哈佛文理學院確實略識幾位名為Winston的臺灣留學生，其中至少兩位姓陳。 我確實記得當時我是哈佛法學院研究所入學委員會的主席，曾經大力推薦你進入博士班。如果我有任何證據顯示你可能是國民黨或中華民國政府的間諜∣∣當年都是我痛恨的對象∣∣我絕對不會推薦留你在哈佛攻讀博士，自然也不會繼續聘用能幹的周美青女士擔任我的人權事務研究助理。希望這個政治流言可以就此平息。 曾幫助過呂秀蓮 我要求《自由時報》必須把孔傑榮先生回信的內容全文照登，他們也同意了。但英文原文則未刊在報紙上，而是放在該報的網站中。這件事便平息了一陣子，直到最近又要選舉了，謝志偉及其他的打手仍不死心，又把它拿出來講了一遍。有的還製作「非常光碟」。 其實最早講這些話的是呂秀蓮。她在我第一次參選臺北市長時（民國八十七年）就說過這些事，當時我就打了越洋電話給孔傑榮，孔傑榮一聽相當錯愕，他說：「Annette（呂秀蓮英文名字）應該不會做這樣的事，因為你幫過她的忙啊！」不過當時評估呂秀蓮講這些事對我選舉影響有限，所以也就沒有追究。等到我競選市長連任時，當時有一批自稱是哈佛教授的人，他們召開記者會重提此事，但講了半天，也沒有拿出什麼證據來。 我過去很少談到幫忙呂秀蓮的這段往事，因為從不想拿它來炫耀，或是希望被我幫助的人感激我，只是想盡量減少當時所謂政治犯所遭受的痛苦，這完全是出於個人的一番好意。 呂秀蓮因美麗島事件繫獄被關在仁教所，在這期間她母親過世，仁教所不准她奔喪，再加上因為甲狀腺癌復發而在三軍總醫院保外就醫，雪上加霜的境遇，讓她整個人幾近崩潰邊緣。 孔傑榮知道這個情況之後，找我安排見她一面。那時我擔任國民黨副祕書長，特別找了國防部長宋長志幫忙，他同意後，孔傑榮坐著我的車一起到三總會客室，師生二人見面相擁而泣，真情流露，那個場面至今回想起來還是令人相當動容。一、兩個禮拜之後，呂秀蓮就被釋放了。孔傑榮便認為，可能與我居間幫忙有關。 呂秀蓮後來到哈佛進修時，正巧我也去了哈佛，她看到我時心情複雜、百感交集說，「現在我還是欽命要犯啊！」 九十二年九月，呂秀蓮已是副總統了，孔傑榮到臺灣來訪問，副總統特別邀請了哈佛校友會到總統府大禮堂餐敘，席開三、四桌，我也受邀。呂秀蓮主動公開談這段歷史，她表示因高雄美麗島事件而繫獄，讓她了解孔教授至情至性、關懷昔日學生的一面。她進一步說，如果沒有孔恩師的奔走，因美麗島事件而入獄的她不太可能保外就醫，她也感謝「當時協助安排、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祕書長的馬英九市長」，她表示，沒有他們的努力，她不太可能提早獲釋。 孔傑榮則對於能在總統府與哈佛校友見面，感到非常高興，他並向與會哈佛人說明當時參與營救副總統的過程。接下來我也上臺稍微說明這個過程。其實我相當感激呂秀蓮副總統，她願意公開這段歷史，比任何人講都還具公信力。 從那次餐會以後，呂副總統再也沒提過「職業學生」的事了。 並未站在歷史相對面 近三十年前即公開鼓吹民主 我從以前到現在的政治立場很清楚，就是反共愛國，即使被認為是右派學生也不在乎。但是那個時期重點不是要打臺獨，而是要批判左派，因為他們勢力龐大，當時大陸在華盛頓已經有聯絡辦事處，對僑社滲透也非常積極，所以我們與左派的衝突比較多。美國與中共建交後，我們還到紐約、華府遊行抗議示威，那個時候我幾乎把博士班課程都停下來，每天與支持我們相同理念的人聯絡，上電臺去跟親中共人士辯論，那時只有一個信念，就是不能讓臺灣受到中共統治，要讓臺灣真正站起來。 至於我對海外臺獨運動，除非是使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臺獨人士，不然我偶爾還是會與他們接觸，了解他們的理念。 記得臺美斷交後，我在《波士頓通訊》發表了一篇「歡迎民主、反對獨立」的文章，主要是針對斷交後臺灣與美國關係、海外臺獨運動、左派勢力做一闡釋。這篇文章郭雨新先生看過，他告訴傅建中（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說，馬英九這個觀點他可以接受。但最近金恒煒先生批評我說，那時我還是贊成維持戒嚴，這是斷章取義的說法。 我在那篇文章中明白強調，絕不能給主張民主的任何人戴上「臺獨分子」帽子，而且政府要徹底減少臺獨運動存在的政治、社會原因，而不能動輒譴責、打擊。當時我還力主，政府應注意中央民意代表新陳代謝問題，不論採任何改革方案，都要充分反映國內新的政治力量；其次是戒嚴令的問題。我認為因臺美斷交後，兩岸情勢嚴峻，不可能馬上解除戒嚴，但是希望政府應全面檢討有關戒嚴法規，以增加人權保障、縮小軍事管制為原則，將其全面整理裁併。同時在最大的可能範圍內，減少對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管制。這樣的主張放在那個年代已經是相當大膽前進了。我還記得當時陳陽德所辦的《大時代》雜誌轉載了《波士頓通訊》的一篇文章，結果竟被警總查禁！消息傳到波士頓來，大家都感錯愕，但也顯示我們的言論比國內要開放得多。 當年的主張經得起檢驗 即便到現在，我都還維持這樣的民主信念，因為那時（一九七九年）確實還沒有解嚴的條件，但是八年後經國先生宣佈解除戒嚴，才是水到渠成。所以雖然對手陣營一再說我老是站在歷史的相對面，但我不怕被檢驗。 其實，我長期以來就非常關注人權保障的問題。一九八○年我返國參加國建會，在會上主張要建立偵查辯護制度，就是被告在偵查階段就應有權利聘請律師來保護他。發表後，臺中律師公會還發電報來向我致謝，說他們在國內鼓吹了很久都沒有用。 這個制度後來慢慢建立後，也讓我很感慨，因為二○○六年底我因特別費案首度被檢察官偵訊時，檢察官也沒有告訴我，我是被告，結果沒有機會請律師。從我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當權者應時時以人權保障為念，因為不管是政府或是有權力者，不要以為自己會一直有權力，也許有一天也需要人權的保障，因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更多部落格文章：立即前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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