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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07 07:35:37瀏覽1055｜回應1｜推薦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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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難道不明白，新話的全部目的是要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在實際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為將來沒有詞彙可以表達。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個詞來表達，意義受到嚴格限制，一切附帶含意都被消除忘掉。 你碰到的事情，即使你活一千年，你也永遠無法從中恢復過來。你不再可能有正常人的感情。你心裡什麼都成了死灰。你不再可能有愛情、友誼、生活的樂趣、歡笑、好奇、勇氣、正直。--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 一 九四八年，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將他寫作年份的後兩位數顛倒過來，寫下了眾所周知的寓言式小說《一九八四》。在親身經歷過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反法西斯主義的 革命中，史達林主義下的第三國際對於革命左派的叛賣、鎮壓與肅清，反對極權主義成為歐威爾作品中的嚴肅課題。然而，接下來的五十年，許多書中夢魘般的寓 言，居然成為世界各角落發生中的寫實的預言...... 就在一九八四來到的前一年，在史達林的故鄉喬治亞共和國發生了一件讓一整代喬治亞人留下傷痛記憶的劫機案。 一 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位年輕的喬治亞演員為了逃離共產制度，意圖與五位伙伴（包括他的妻子）在堤比里西機場劫機。蘇聯時期的每班飛機上都配有一位武裝 人員，衝突中，兩名青年當場被擊斃，其他四人以「叛國罪」送古拉格（西伯利亞極東處）勞改，翌年在喬共總書記謝瓦那茲（Edouard Chevarnadze，後來擔任蘇聯外長）的授意下槍決。 這名年輕的演員就是蓋括‧寇巴希杰（Guegua Kobakhidze），著名喬治亞導演米亥依爾‧寇巴希杰（Mickhail Kobakhidze）之子。一九八零年代初期，由於蘇聯的布里茲涅夫（Brezhnev）政權已走向下坡，美蘇冷戰也趨緩和，喬共謝瓦那茲於是開始玩弄 兩手策略，鼓勵喬治亞導演拍片。一九八一年，謝瓦納茲甚至致電寇巴希杰，鼓勵他能重新回到電影的創作上來。當時，寇巴希杰的電影，已經被禁十餘年。眼看拍 片計畫即將成形，卻因為那次劫機事件告終，米亥依爾‧寇巴希杰再次被打入冷宮，直到蘇聯解體。 米亥依爾‧寇巴希杰和塔可夫斯基、巴拉讚諾夫算是同一輩的蘇聯導演，和這兩位電影大師非常友好。他們的作品悖離寫實主義的主要路線，所以一生都不順遂。寇巴希杰不斷詮釋「相遇」、「缺席」與「離別」的主題。在學期間執導短片《年輕人的愛情》（1961） 與《競技場》（1962）。一九六四年畢業作品《8又1/2》完成後未通過審查，送交莫斯科的膠片更「意外」銷毀。一九六六年的《雨傘》，可以視為寇巴希 杰的關鍵作品，詩化的風格非常明顯。雨傘雖然沒有任何政治隱喻，但因為《雨傘》的象徵高度抽象，還沒殺青，從莫斯科來的電檢人員即以「形式主義」、「意念 不清」為由使影片停擺。一九六九年的《音樂家》原為長片計畫的第一部份，由於電檢介入，長片未能完成。此後寇巴希杰被禁達二十年之久。九七年後，他定居巴 黎，二００一年復出導演短片《在路上》。 因為生存大環境的限制，寇巴希杰只得任憑滿腦子的構想荒廢，作品不多。包括已經佚失的《八又二分之一》，他全部的作品不過就是七部短片，所有影片家在一起長度不超過一個半小時，他自嘲是「九十分鐘的一生」。 在如同一九八四預言的極權社會中如何發聲？ 寇巴希杰是這麼說的：「在那個年代，既然不能對體制有正面的批判，就只好嘲弄自己，用對自我的嘲諷來作為對體制無聲的對抗。」 或許在我們這個看起來沒有政治警察特務，一切附帶含意卻被消除忘掉的社會裡；在這個曾經感到社會改造的夢想引頸可盼，如今理想與希望卻失落的時代裡，我們該重新閱讀寇巴希杰「九十分鐘的一生」裡如詩般的畫面— 雨傘飄盪在空中，他們抓不住它，只好在鐵道上、在山邊、在小屋的窗前追逐著它……。 （關於寇巴希杰導演影片介紹，摘自【印刻文學生活誌】第四十七期，二００七年七月號，尉任之的文章《給情緒添上個性，為思維賦予靈魂---米亥依爾‧寇巴希杰（Mickhail Kobakhid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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