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聳威嚴的獄牆，牆頂有著裝置藝術般誇張的電鐵絲網，一入監獄辦公室，我就被強制「收繳」了一天都不能不戴的近視眼鏡，我犯倔抗議：「沒眼鏡我......」當即被獄警踹了一腳，喝斥道：

「你他媽真以為是住賓館嗎？進了這兒，活著進來可能死著出去。」

「狗日的給我蹲下，雙手抱著後腦勺。」
隨著這句喝斥我雙眼迷濛，聽到獄方大聲宣佈：

「罪嫌黃貝嶺涉嫌非法出版和擴散境外刊物，現予以刑事拘留等待正式起訴。」

經蘇珊得悉，努力奔走之後的待遇是.......在他的文中這樣寫道

不久，「北京市公安局療養院」的長形門匾映入眼簾，一幢幢儼如世外桃源的二層樓房，不起眼的門面內別有洞天。下車上樓開套房，負責我葉子的市公安局官員已在房內「恭候」著，我問：「是軟禁嗎？」

官員說：「在這兒先歇些日子，養養身子壓壓驚，我們也可以把問題談談清楚。」

可是那是多麼辛苦孤寂的道路？每每想起魏大哥的話，不禁想淚濕沾襟，特別是異議份子的處境艱難，我無緣再見到魏京生，我很難知道面對中國的經濟崛起，他的心中感受是什麼？中國一如同楊振寧小時候常唱得歌：「中國站起來」，中國真的站起來了，整個世界都爭相至中國設廠，中國經濟幡然崛起。

然而經濟快速的崛起，不代表真正邁入文明國家，在政治的部份，在對待思想犯的部份，中共當權者不思反省，更慘的是人民也在物質生活大大改善中，也把這些思想犯遺忘了。

如同魏京生、貝嶺感念那些營救他們在外奔走不遺餘力的智識份子，我也非常幸運的在書店裡能閱讀到他們美麗高貴驕傲的靈魂，不只是文字的，而是拿生命具體實踐，以下是摘錄貝嶺記錄他的救命恩人生命蘇珊．桑塔格的種種，生命的終點不在於墓碑墳地之盛大，而是留存在活人心中的記憶，一個身影，一個典範，讓人們永遠懷想......

大老鷹姐姐敬上

中國詩人貝嶺與蘇珊．桑塔格  文：貝嶺

那次訪談中，我問她想不想再訪中國，她的回答令我動容：「我當然希望再次去中國。但是，只應在我覺得中國之行對我自己從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對其他人，如對流亡在國外的中國人有利的情況下成行。否則我是不會去的。我不想僅僅作為一個旅遊者去中國。那對我來說是不道德的。 」

後來，我出事並被遣送出境，我知道我做她嚮導去中國已暫無可能， 但其仍舊建議蘇珊去中國，我告訴她：中國之行的一切都已籌備好了，沿途都有友人們接待，我在美國仍可協助落實一切。我每說一次，每次，蘇珊都堅定地謝絕，她說她理解我的想法，但她選擇和我站在一起，她一次次地向我重申那個不僅是基於情誼，而且是基於道德的理由：「如果中國政府不讓你回去，我就不會去中國，什麼時候你能回中國了，我再去。」

1978年的蘇珊·桑塔格。桑塔格一生沒有汽車，沒有電視，但留下近2萬冊藏書

哈佛大學東亞系的杜維明教授一直仰慕蘇珊，認為她是一個在當代世界產生了真正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他請我代為邀請蘇珊到哈佛燕京學社演講，和中國學者座談，他期望能和蘇珊有一個關於東西方文明的深入對話， 以探討中國和現代西方的關係。杜先生托我把這個願望轉告蘇珊，我致電東珊轉述了杜先生的邀請，蘇珊說，我非常願意前往，但不應是我主講，因為我對中國的瞭解不如你和杜先生，不如那些哈佛燕京學社的中國學者。請轉告杜教授，這一研討會的所有主題應圍繞著中國，圍繞著你去年在中國的經歷，圍繞著傾向雜誌的辦刊宗旨和杜先生提出的「文化中國」觀念，演講人應是你們，我去傾聽和參與討論，跟你們一起探討。」

她接著問：「我的名字和我的參加可以對傾向雜誌提供具體幫助嗎?」我說：「哈佛燕京基金會有過撥款補助文化思想刊物的先例。」她讓我轉告杜先生，希望哈佛燕京基金會也能夠支持和贊助《傾向》雜誌( 傾向是一本想在中國確立自身思想和文學關懷的中文刊物，對傾向編輯的企圖與努力感到十分欽敬)的繼續出版。

為此，她專門寫了推薦。她說：「請轉告杜維明教授，只要我的出席和演講能對〈傾向》的繼續版有直接的資金幫助，何時要我去，我都去，我的演講費用可以不要。」後來，杜先生把這一資助企劃案提交哈佛燕京基金童事會，但最後還是沒有重過。也因為此，這一邀請就拖下來了。2004年，杜先生又向我提及此事， 他想親自到紐約去拜訪蘇珊，與她做一次對談，可是，蘇珊己因血癌住進西雅圖醫院。此事，已成為永遠的遺憾!。」

貝嶺一直相信如果蘇珊能重訪中國，可以對二十多年來中國發生的變化，對專制統治和資本主義經濟已溶為一體的中國社會有深入的觀察和剖析，甚至，對中國的社會變革和異議知識份子的可能作為給予建設性的意見。

然蘇珊一辭再辭。

蘇珊也是一位人權戰士，一位俠義之士。她是流亡作家和受迫害作家無畏和堅定的盟友。數十年來，她為受迫害作家請命，仗義執言，奔走呼籲，不管這個人有沒有名，認識不認識。她只要做，就全力以赴。

蘇珊做事乾脆果斷，不畏人言、流言、小人惡人之言。正如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1939-) ,加拿大女作家。作品跨越詩、小說,、文學評論，2000年,其著作〈盲眼刺客〉獲英國布克獎。傳神的描述：「她思考什麼﹒.....無論她主張什麼......都不會是被一般人接受的觀點。她將一般人接受的觀點放入碎紙機撕碎，再重新審視。她是一個長大了的，指出國王新衣的孩子。當孩子們說國王沒穿衣服寺，你告訴他們，不可以公開說這些話。當成年人也還麼說時，他們會碰到許多麻煩......而她，對麻煩根本不在乎。」(一般人接受的觀點，可能是盲從，可能是成見，可能是多數暴力，可能是對權力的屈服......)

她在重大的人類事件和精神性的公共事務上不僅貢獻見解，而且身體力行。蘇珊就是蘇珊，不是世人泛稱或溢美的所謂西方「左翼」知識份子或美國的「良心」那些話是他人的一廂情願，甚至是意識形態綁架。(沒有錯..，左翼或美國的良心都太浮泛了.....)她雖抨擊當局的許多決策，卻也不放棄向當道直陳利害，(智識份子的風骨當如是，智識份子對社會的責任，不為名利只問是非的道德勇氣)但她直接將見解發表在報刊媒體或陳述於公共場合，絕不用東方式的奏摺上諫。所以，她既受人敬仰愛戴，也遭人敵視咒罵。她愛憎分明，從不人云亦云。她不僅評判作家的作品，也審視作家的言行，將其置於良知和人的道義責任上審視。(我贊成)她曾向我直陳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詩人決科特(Derek a. Walcott)的看法，她認為他詩才洋溢，作品傑出，但缺乏良知，對於東西方受迫害的作家不聞不問。前些年，古巴獨裁者，拉丁美洲的魅力型反美偶像卡斯楚，冒天下之大不諱，竟內的異議人士幾乎全部下獄，蘇珊和許多西方作家立即予以公開的譴責，但是，和卡斯楚私交甚好的諾貝爾文學獎得者、哥倫比亞作家賣西亞．馬奎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28-) ,哥倫比亞小說家, 1982年諾貝爾貝爾文學學 ;貝爾文學獎得主。皆有長篇小說有長篇小說《百年孤寂》、《迷宮中的將軍〉等。一直沉默、沒有發聲，為此，她公開批評馬奎斯，質疑他的沉默，寄望他能出面營救古巴異議人士。我寫信向蘇珊求證並索要文字稿，那時，她已因血癌住院，她仍託助理回覆我確有其事，那是一次被廣泛報導的公開發言，她未寫文字稿。」

面對過去，蘇珊絕不掩飾，她勇於認錯、認真反省

在接受華商電影導昌、劇作家陳耀成的訪談中，蘇珊當非常坦率地承認她早年以為，那些反美的第三世界國家中，那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共產黨國家中，可能會發展一種有人性、人道的政體。在她一生中，她持有這種荒誕願望的時間大概五年，那是她政治判斷犯錯誤的時期。

==================貝嶺是誰？

貝嶺，生於上海，六歲移居北京。曾下鄉務及做工，讀大學期間開始參與北京的地下文學及地下文化活動，後成為1980年代北京地下文學地下文化中的重要人物。曾獲選為紐約公共圖書館學者和作家中心(2002-2003)駐館作家、德國柏林文化基金會駐地作家(1998)、德國國家交換學人、美國布朗大學駐校作家等。主持創辦流亡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及傾向出版社，亦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創會人。

資料來源：http://www.asianculture.com.tw/front/bin/partprint.phtml?Part=2827&Category=&Sty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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