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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美麗的靈魂(2)
2007/07/25 20:46:01瀏覽834|回應0|推薦48

(2)貝嶺訪談蘇珊.桑塔格

 文:貝嶺

 蘇珊是個嚴苛認真的人。我把訪談的提問傳真給她, 她讀後回覆我:「這些問題太淺顯,不夠水準。」我只得再做功課,為此,我請 ( 傾向是一本想在中國確立自身思想和文學關懷的中文刊物,對他們的企圖與努力感到十分欽敬)的另一位編輯,在耶魯讀文學博士的楊小濱 和我一起準備。

1997年8月的那個下午,小濱載著我,從離紐約市約兩小時車程的康州耶魯大學開車直奔紐約蘇珊的家。為了準時,我們一路沒少闖紅燈。蘇珊應門,小濱的一臉書生氣,讓蘇珊以為來了個大四學生,她一邊為我們準備咖啡,一邊說:這個夏天她留在紐約,是為了專心寫作長篇小說<在美國>。一如以往,我們圍坐在廚房長桌上,我拿出錄音機,訪談隨即開始。訪談是在蘇珊的雄辯,也是在我們的爭辯中完成的。我們涉及的內容廣泛,但聚焦於共同關心的問題:知識份子在歷史中的角色、「先鋒派文學和先鋒派作家」的認知、傳統和創新的關係、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納粹政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歐洲和中國究竟有些怎樣的影響等等。最後,我們再回到老話題,關於她的寫作,關於班雅明和羅蘭﹒巴特,以及前些年廣泛報導的她在塞拉耶佛內戰前線的日子。整個訪談中,她敏銳、直率、現念清晰,表達見表達見解時一針見血。那天,圍繞著「知識份子」問題,我和她爭辯,力陳知識份子的異議精神,甚至搬出瓦茨拉夫﹒哈維爾的事韻和見解佐證。可她批評我過於美化了知識份子在二十世紀的角色,她列舉知識份子在近代史上的種種蠢行和劣跡,告訴我:

「大多數知識份子和大眾一樣,是跟隨主流的。在前蘇聯蘇維埃政權七十年的統治中,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是蘇維埃政權的支持者。甚至連詩人巴斯特納克治( Boris Pastern 1890-1960) ,俄國詩人、作家。著有詩集《雲中的雙子星座》、《施密特中尉》、《冬天的原野) ,長篇小說《齊瓦哥醫生》及回憶錄《安全証)等。195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和作曲家蕭斯塔柯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 ,俄國作曲家。《列寧格勒第七交響曲》曾被譽為歌頌蘇聯抗擊德國法西斯的偉大作品。然而在史達林的肅清運動中,他的罪名一應俱全。在西方與渝看來,他是史達林體制內的御用藝術家,直到1978,美國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才展現其被雜的內心世界。)都曾為那一政權背書。」

她批評我:

「你把知識份子和反對派活動劃等號,對知識份子來說是過獎了。在上一世紀和這一即將結束的世紀,知識份子支持了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和性別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甚至就連他們所支持的可能被我們認為是進步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形下也會起本質的變化。」

( 鼓掌叫好,真真太犀利了^^  )

無疑,蘇珊嚴苛地審視著知識份子在歷史中的所做所為。她反應敏捷、思路清晰、觸類旁通。我辯不過她,只能『聽訓』。


現在看來,是她說對了。


蘇珊絕對雄辯,甚至強勢。她痛斥那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懦夫文人。所以,訪談裡才有那些尖銳的回答。她厭惡那些自稱為後現代主義的東西,也一一拆解那些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把戲,她認為:人們所說的『後現代』的東西,是虛無主義的。我們的文化和政治有一時的野蠻和粗俗,它對意義和真理有著摧毀的作用,而後現代主義就是授予這種野蠻和祖俗以合法身份拘一種思潮。......當我聽到所有這些以『後』字開頭的詞時,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人們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覺得這麼喜歡用標新立異的方法來描述現實的呢?」


她這樣評價執意要以「先鋒派」自居的文學與作家:「實質問題在於:他們是否真正優秀? ......我們不需要文學來顯示無知、野蠻,我們已經有電視在這樣做了。」 (快笑死了)


她重申:「在我看來, 「先鋒派』這個詞的用途已遠遠超過了它所應有的範圈。這個詞意昧著藝術是不斷進步的,就像一次軍事行動,其中一部分人先行動,最後其他人趕上來。可是,藝術不是不斷進步的,它不是那樣進行的。」


對當代法國思想家布希亞,她不假辭色、無情抨擊。對話中,她犀利回駁布希亞對她的嘲諷,稱他為:「當代最狡黯的虛無主義思想家。」


布希亞何等人物,他的刻薄和洞見在歐洲知識界誰人不知,他以歐洲知份子對美式文明及美國知識份子貫有的輕蔑,認為蘇珊在作秀、甚至自以為觸到痛處,布希亞或許睿智,但他低估了蘇珊的勇氣。蘇珊不是一個只在紙上用文字介入的名人,也是一個在危險的環境、在災難的現場,甚至在槍林彈雨中真正出沒的文化戰士。那天的訪談中,小濱「哪查不開提哪壺」地一再引用布希亞對蘇珊陰冷的說法,引起蘇珊的憤怒,她重申在一個沒電、沒水、沒暖氣、沒食物,且每時每刻都在槍林彈雨下,有著生命危險的這樣一個城市裡,在敵人的包圍下,卻有一個劇院。一九九三年夏天〈等待果陀》的上演絕不是在匆忙中所做的一個姿態。「我在塞拉耶佛出出進進有三年。」


小濱試圖用「旁觀者」的觀感猜測她在塞拉耶佛的出出進進時,她譏誚地反詰:「旁觀者?哪見冒出來的旁觀者? 哪兒冒出來的旁觀者?假如去過塞拉耶佛,或去過任何一個人們在忍受著同樣痛苦的地方,就不會產生這種玩世不恭或天真的問題。這種華而不實的言辭正是當今那種使人們猶疑於慷慨行為的思潮的一部分。一個民族成為不公正的犧牲品,你把自己的生命搭進去,以表示你是他們的同盟者。」

 ──貝嶺眼中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她捍衛文學的品質與趣味,嚴苛地審視流行,拒絕粗野和庸俗。她是性情中人,也是熱情之花。她睿智,美與智慧集於一身。她是人類經驗和人類精神永不疲倦的探索者,是直面國家黑暗、權力黑暗和人性黑暗的鬥士。她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她的介入超越國家、地域、文化、政冶、意識形態和種族。

她是和疾病抗爭的真正勇士,她後半生和癌症奮戰,先是乳癌,後是子宮癌,最後是血癌。多少摧毀生命的病症,多少無法想像的疼痛,她都獨自面對著,她都獨自面對了。她真是堅強之人,她從不在我面前流露病痛之苦, 從不談論自己的癌症。即使我們見面時一一她大病初癒,她也不談。她悲憫他人,她關愛世人。但是,難道她自己不需要他人的悲憫、安慰和關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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