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樣看桃花源兩樣心情，一時，許多人都有各自的解讀。偏綠一邊固然說他隱喻失義，用的是中國文化教材的形容詞，且在移情之間，隱隱然忽視原來這片土地的主人。藍一邊，若是早些年，在前一輩的外省老人間，就此偷安一處不知魏晉的地方，對總是枕戈待旦的上一代，「桃花源」曾經有禁忌的意涵。

桃花源，不過是個形容詞吧，你會說。形容詞後面，卻蘊含著深沈的記憶紋理。父執一輩的外省老先生，一方面已經在台灣打造安居的家園，一方面卻不能不毋忘在莒，對一九四九前後來台灣的戰禍移民，有些人在這兩種心情中周折多年。坐下來打理園子，望著已經牽藤的地瓜葉，忘了故土？走了鄉音？多少覺得有罪惡感。以至當老一輩外省人賞遊台灣的景點，免不了提點大陸一處相仿的地方，對專注於眼前的風土，耽心的，正是它美好到讓人忘路之遠近，這份忘情總帶著點猶豫。

當然，更歸諸從上而下的影響，譬如說，對老蔣總統，大溪鎮是一處貌似浙江溪口的地方？還是，它有自成溪壑的秀麗風景？始終是個深藏的矛盾。那些年間，包括過年時人家門口的春聯，常貼著「莫把杭州當汴州」。隨時提醒反攻未成，在兩蔣字典裡，「桃花源」意味著就此安家的失敗主義，絕不是什麼好字。

移民來到台灣，許多年間，為什麼把腳下的土地當做反攻跳板與復國基地，在心理上，為什麼是「基地」與「跳板」而已？除了當年冷戰的外在氣氛，除了兩蔣想要回到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來，種種收復河山的口號，也如實呼應著集體的心理結構；更深刻地看，呼應著文化教材中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的選輯。遠望帝京，似乎那是精神上唯一有歸宿感的座標！即使以小市民的認知來說，就好像「桃花源」隱含著消極避世，「偏安」似乎也不是什麼光彩的詞彙，包括提到南宋、提到晚明都一逕認定是喪志的代表。

 
換句話說，在這種心理機制之下，人們並不容易打心底接受，最合乎每個人直覺需要的幸福生活，本來就在畫地自限的一隅！直到外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替我們坦然承認：如果上下古今可以圈選一個時間與地點，像是晚明時期的杭州，天高皇帝積弱，乃是最令人嚮往的居住時空。

許多年來，文化教材的課程中，坐在課堂的小朋友想問而不敢問，後來也就習以為常地再也不問，譬如說，偷安的秦檜難道不比主戰的岳飛關懷黎民的生活？譬如說，「莫把杭州當汴州」的上一句，為什麼，南風不可以薰得遊人醉？
 民國一百年的此刻，除了鞭炮一樣響過就算了的熱鬧活動，台灣社會應該累積了足夠的自信，重新問一問各種有趣的問題，順便反省我們一代傳一代，潛入集體基因裡的各種定見。

這個時刻，台灣社會需要的已經不是神話再造，而是更深刻的 soul searching：台灣每個人身上都落英繽紛，不自覺承襲著太多刻板的思維。理解自己「定見」的多重根源，就文化的角度，提供台灣這裂痕的社會理解彼此集體記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