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已遠，何處憑弔中研院院士學術遺產

　　中研院於日前開放院區供民眾參觀，媒體報導以中研院的私房景點最受民眾喜愛，其中雖也報導胡適紀念館和傅斯年圖書館有長期開放給民眾參觀，但大家沒什麼感覺。

　　中研究院為國家最高學術殿堂，在每二年召開一次的院士會議中才會選任新的院士，每年只有十位左右的院士產生，目前中研院院士有兩百六十多位，已逝者也有一百八十多位。

    然而，除了胡適先生和傅斯年先生有圖書館和紀念館可供民眾追念其學術成就外，其餘已逝之院士中，知道他們的學術成就者少之又少!民眾更不知可至何處去憑引這些院士的學術成就呢？近日，中研院才規畫完成曾任院長的吳大猷紀念室，才讓大家想起吳院長對中研院和台灣近代科學的貢獻。

　　中研院院士的分布以居住國外者居多，佔了約五分之三以上，這些院士也大部分因在國外有很好的研究成就或已具有國外科學院院士的身分而較容易獲選為中研院院士；相對而言，長居國內的學者能夠選上院士者，大部分靠其自己多年苦讀研究的成果，方能夠累績一定學術聲望而獲選為院士，尤其是人文組的院士更是如此。

　　中研院院士為榮譽職，人文組的院士大部分是以學術創作為主，大部分也都在大學中授課者居多，其收入除了靠授課薪資外，沒有其它額外的收入，若是在公立大學退休者尚有些月退可領，若是在私立大學授課則其晚年的生活，就真的只能靠其授課薪資來維生，勞思光院士便是一例。

　　勞思光院士一生以知識份子自居，常於半流亡者的身分來表達對威權專制政府的不滿，所以在其年少之時就不願受共產黨統治而隨國民政府來台，並也表示中國只要受共黨統治一天就不回中國；但在其來台之後，發現國民黨實施戒嚴阻礙民主發展，他也就悄然離台，直到台灣解嚴後方回台任教，此時已是年過六十五的退休老人，就在華梵大學以講座的方式任教長達十五年。

    勞先生長年居住香港，也在香港結婚生女，但也因香港九七回歸，勞先生毅然決然獨自一人回到解嚴後的台灣；他曾跟我們這些後學表示：身後就葬在民主之地台灣，也不願葬於受共產黨統治大陸和回歸後的香港。

    勞先生不辛辭世之後，由華梵大學來負責其身後世，個人在此過程有很深的感慨，何以一個中研院院士辭世後，國家未能為這些有意安葬在台灣的院士們設置規畫一個院士區的紀念公墓？當軍人因故逝世時尚有國軍公墓為其安葬，更甚者則可以進奉忠列祠?何以這一百多位已逝的院士，在台灣沒有一個可供社會大眾憑弔其學術成就之處呢?與其把錢給付一個所謂有特殊成就的退休院長六十萬的月薪，何不建立一個有終身紀念的墓園區呢?這樣的對比實令人噓唏，難道說，學術思想真的是那麼無價不值錢嗎?

　　華梵大學已決定將勞先生的研究室設置為其紀念室，但這只是一個私立大學所表達對勞先生的小小敬意，希望能讓後人對這位足以代表近代中國哲學家，有一處可供憑弔之處，並也能進一步表彰其學術思想成果。

　　然而就國家而言，他們是如何看待院士之死呢？難道只有在中研院的網站在存留一個「逝世院士一覽表」的連結處，當連結箭頭一點之時，卻只有看到名字及「資料待補」這四個字的描述，算是我們給已逝院士的敬意嗎？在每年開放中研院給一般民眾參觀時，中研院所自豪的是其所謂的私房景點，卻不是一個可供大家去緬懷己逝院士們所留下來的學術思想遺產，實有極大的諷刺！

本文發表於十月三十一日中時時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