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者的超越:里爾克的心靈史》序　

王家新

大半年前，應留美作家、《蔚藍色》主編寧子邀請，我答應為美國張海燕先生譯的里爾克詩選作序，但讀了張海燕自己關於里爾克“心靈史”的長文《漫遊者的超越》後，我感到自己的這個序文已屬多餘。他這篇凝聚著多年心血的長文已把里爾克的人生歷程、精神歷程和一些最富有啟示性的方面清澈地展示在我們面前。我自己是否還有更多的話要說呢？

要談，還是從我們自己的角度談談對里爾克的接受。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里爾克，這樣一位來自德語世界、帶有“北歐”氣息（見馮至1936年所作《里爾克》一文）的優異詩人就開始出現在中國詩人和讀者的視野裏了。尤其是馮至在20世紀40年代創作的閃耀著異彩的《十四行集》，就令人振奮地突現出這種文學影響的實績。馮至與里爾克，這已構成文學史意義上的“光輝的對稱”。也許更重要的是，這種影響不僅成就和提升了一位詩人的寫作，它還通過馮至，繼浪漫和象征派詩風之後重塑了中國現代詩人的精神氣質和形象。可以說，通過馮至創造性的精神傳承，里爾克給中國新詩帶來它最缺乏的東西。

里爾克的重現，是在20世界80年代的事。雖然在20世界70年代初期《世界文學》就刊有馮至譯的里爾克的詩，但似乎並沒有影響到當時北京的那批早期朦朧詩青年詩人們，那時讓他們激動的是戴望舒譯的洛爾加（一位詩人，死於戰亂）。20世界80年代是一個富有精神訴求和沖動的年代，里爾克成為最受中國詩人和讀者注重的詩人之一。我自己就是在這種時代氛圍裏接觸到里爾克的。

1981年初，我第一次在袁可嘉等編選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11月版）中讀到馮至譯的《秋日》《豹》《啊，詩人，你說，你作什麼》等十首詩和《布裏格隨筆》（本書也譯為《馬爾特手記》）片段，接著又在卞之琳的一本譯文集《西窗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中讀到里爾克的早期名作——長篇散文詩《旗手克裏斯多夫？里爾克的愛與死之歌》，這些構成了我與里爾克最初的相遇。最初的相遇往往最珍貴、也最難忘。尤其是馮至的那一組譯作，對於剛剛走上詩歌之路的我，無疑是一種照亮和提升，它給我帶來的內在震動與激蕩，它所閃射的貴重的光輝，使我至今仍懷著感激之情。

當然，並不限於一時的好奇和著迷。幾乎從一開始我就意識到：這正是我一生所需要並認同的詩人。這樣一位詩人給我帶來的，絕不僅僅是幾首好詩或一些新奇的句子，而是對我的一生都無比重要的東西。我至今仍難忘第一次讀馮至譯的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第一封信》時所記住的那些話，它在我內心所引起的戰栗已超出了一切言語：“我必須寫嗎？你要在自身內挖掘一個深的答複，若你以‘我必須’對答那個嚴肅的問題，那麼，你就根據這個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職責是藝術家。那麼你就接受這個命運，承擔起它的重負和偉大。”這樣的教誨之於當時的我，真是比創傷還要深刻！它使我從此看清了一種未來。可以說，正是從里爾克那裏，以及從葉芝、曼傑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米沃什這樣的詩人那裏，我才更深入地領會到何謂“詩歌精神”，或者幹脆說，意識到我們自身的命運。因此，這不是一般的影響，借用《布裏格隨筆》中的一句話，“它們（會）成為我們身內的血、我們的目光和姿態，無名地和我們自己再也不能區分。”

這還使我想起了另外一個光輝的例證：帕斯捷爾納克。大概在40歲時，他把他的第一部自傳性作品《安全保護證》充滿感激地獻給了里爾克——為他還是一個少年時和父親一起在火車上與詩人的一次相會，為他自己所曾受到的里爾克詩的強烈影響。那時里爾克已逝世數年，但在該書後記中，帕斯捷爾納克仍以“您”相稱與詩魂進行對話。富有意味的是《安全保護證》這個書名——那麼，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一些什麼樣的精神事物，在艱難多變的命運中，庇護著一位詩人的一生？

1997年秋，我到德國斯圖加特附近一個古堡作半年的訪問作家，在我隨身帶的書中，就有一些里爾克和策蘭的中、英譯本。古堡位於遠離塵囂的山坡上，正是一個用來讀書、沉思的所在。尤其是國內新出版的一大本《里爾克詩選》（綠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版），應和了我全面了解、深入閱讀里爾克的願望。更重要的是，那時我在個人家庭生活發生變故後，又面臨著一個極其艱難的人生的關口。一種難以言說的精神沉痛，使我對里爾克這樣的詩人再次有了深切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下，我似乎也比任何時候都更能進入到里爾克的精神世界及其內核中。從古堡那裏遠眺山下蒼茫的山川和隱約的城鎮，我每每會想起（或念起）《致俄耳普斯的十四行詩》中的一首詩：

苦難沒有認清，
愛也沒有學成，
遠遠在死鄉的事物

沒有揭開了面幕。
唯有大地上的歌聲
在頌揚，在慶祝。（馮至譯）

一方面是深切的悲哀和無望，另一方面卻又是不可遏止從大地上升起的贊頌。它是哀歌，但又是贊歌；是對人世苦難的揭示，更是對天意的充滿感激的領受。這樣的詩，每次讀都使我備受感動，甚至禁不住淚湧。它讓我通過一雙淚眼看生活，更讓我意識到什麼才是偉大的藝術。恰如里爾克的傳記作者霍爾特胡森所說（中譯本見《里爾克》，三聯1988年版，魏育青譯），詩人後期的《杜伊諾哀歌》和《致俄耳普斯的十四行詩》，有力地恢複了德語詩歌自克洛普斯托克、歌德、荷爾德林以來那種“哀歌兼贊歌”的詩性傳統（張海燕的詩人傳記中對此也有論述）。而這對我至關重要。它不僅幫助我在人生難熬的長夜中朝向一次艱難的超越，也使我再次領悟到一個詩人的“天職”。詩人的天職就是承受，就是轉化和贊頌，就是深入苦難的命運而達到愛的回歸，達到一種更高的肯定。因此我在那個秋冬寫的帶有自傳性質的長詩《回答》，就以“苦難尚未認識”作為題辭，在其結尾部分，還引用了《杜伊諾哀歌》第十首中的開頭兩句“願有朝一日我在嚴酷審察的終結處，歡呼著頌揚著首肯的天使們”（綠原譯本）。“里爾克”的再次出現，就這樣有力地校正並規定了一首詩、一種人生的方向。

而在今天，這一切似乎都成為遙遠的往事。世俗的無所不在的力量日複一日地削弱著人們對詩歌、對精神事物的感受力。里爾克正在離我們遠去，或者說顯得愈來愈不合時宜。人們甚至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口吻來談論他了。在這方面，有位很有影響的著名詩人2004年發在《收獲》上的一篇長文（該文後又收在他的文集《時間的玫瑰》中）頗引人注意，在該文中，這位詩人一上來就說里爾克的詩“在我看來多是平庸之作，甚至連他後期的兩首長詩《杜伊諾哀歌》和《致俄耳普斯的十四行詩》也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杜伊諾哀歌》“由於包羅萬象而顯得空洞浮華”。他甚至還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沒有脫離基督教的話語體系，這從根本上影響了他在寫作中的突破。”

對里爾克每個人當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今天，我們也需要從某種盲目崇拜中擺脫出來，以一種更清醒、更富有歷史感的眼光來看問題，但上述這種輕率的口吻、不負責任的評說卻是我怎麼也不能接受的。在我看來，這甚是對詩歌之尊嚴和精神之尊嚴的貶低。從里爾克的大量詩作中去找幾首“平庸之作”並不是一件難事，這無損於里爾克的光輝，難就難在深入進入他的世界，並由此意識到我們自身的那些致命性的貧乏。尼采曾這樣說過：“如果我們不能勝任善，善就令我們討厭。”的確如此。

當然，我在這裏無意就上述問題展開辨析。里爾克那些豐碑般的詩篇就擺在那裏，至今仍在期待我們，並且至今仍在對我們構成挑戰。只要面對這位詩人（當然，最好是面對原著和那些優秀可靠的譯文），我們就知道什麼叫平庸什麼叫不平庸，什麼叫偉大什麼叫優秀，里爾克恰恰是一個為現代詩歌提供尺度的詩人；同樣，只要多讀讀里爾克包括張海燕譯的詩人根據舊約和新約寫的這二十多首詩，我們也會知道詩人所在其中的那個話語體系並沒有“束縛”他，相反，恰恰為他這樣的詩人探索人生和靈魂問題提供了多種可能性。

張海燕譯的這兩組詩，不一定是里爾克的名作，但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它們不僅深切體現了詩人的信仰訴求，也體現了一種里爾克式的追問和極富創造性的對正典文本的個人意義上的重寫。讀了這一切，我們也會意識到詩人晚期那兩部有如神助的偉大作品絕不是輕易來到的——也可以說，那一陣響徹在杜伊諾海濱上空風中的聲音（“誰，如果我呼喊出來，將在那天使的序列裏聽見我？”），其實很久以來就一直響徹在詩人靈魂的某個內在空間裏。

里爾克仍是一個強有力的源頭式的詩人。他不可能為人人所理解所喜歡，相反，他至今仍是一位對他的讀者有所挑選和巨大要求的詩人。但無論怎樣，他值得我們以一生來閱讀。就像人們曾說過的那樣，他全部的寫作就是一部啟示錄，包含了極大的精神豐饒性。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里爾克一生所經歷的兩次富有啟示性的“轉換”：從“無形”進入存在，到後來從“大地”進入“無形”。許多研究者包括張海燕都曾深入分析了詩人從羅丹、塞尚那裏所受到的啟示和訓練，其結果是形成了一種里爾克式的“觀看”（或者說一種“視力”），這種觀看使詩人從空泛的抒情回到事物本身，使被遮蔽的存在得以顯現、到場，就詩歌語言而言，這種觀看還給里爾克的詩帶來了一種青銅般的永恒質感。但里爾克不可能滿足於此。隨著一種義無反顧的心靈追求，“大地別無選擇，只能成為不可見之物”（詩人致其波蘭文譯者），只有這樣，才能完成一次真正偉大的敞開和奉獻，“眼目的作品如今已經完成，現在是心靈的作品”（見《漫遊者的超越》），里爾克的後期正是這樣一個“大地的轉變者”。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轉換中，他聽到了這樣的召喚：“藝術是萬物的模糊願望。它們希冀成為我們全部秘密的圖像……以滿足我們某種深沉的要求。這幾乎是藝術家所聽到的召喚：事物的願望即為他的語言。藝術家應該將事物從常規習俗的沉重而無意義的各種關係裏，提升到其本質的巨大聯繫之中。”（里爾克《關於藝術的劄記》，盧永華譯）

而要擔當起這樣的藝術使命，正如詩人自己意識到的，“從誠摯到偉大的必由之路乃是獻祭”（見《漫遊者的超越》）。他走上了一條一般詩人都沒有勇氣和耐力走上的路。他最終成為被詩歌所挑選的人。杜伊諾海濱那個偉大時刻就是為這樣的一生尋求所准備的，在那一刻，他仿佛憑借著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某種神異的力量，一躍而進入到生命的光輝之中，也正如霍爾特胡森所說，一舉擺脫了“詠物詩”的個別性和囿於實物性，將全部人類存在、將所有個別卷入哀歌兼贊歌的洪流之中……

這樣的曠世之作，不僅是一位詩歌聖徒的至高完成，也是整個現代詩歌的光榮。如同杜甫的《秋興八章》，但丁的《神曲》，它令人驚異地顯現了詩歌所能達到的境界以及它的興發創化之功。杜伊諾城堡從此在人類的精神地圖上永久地閃耀。這一切，仍會對後來的詩人產生激勵。那種進入現實而又不斷擺脫其“常規習俗”拘束的努力，那種以畢生的心血來鍛造一個與生活本身“古老的敵意”相抗衡的精神世界的使命，那種深入到“果實的內核”獨自擔當一部作品命運的勇氣，那種進入到一種聲音中言說的天賦，這些才是“里爾克神話”的核心內容。與其說里爾克在其《杜伊諾哀歌》中“扮演的是先知”，不如說他沒有愧對“詩人”之名。他最終使俄耳普斯在一個衰敗的現代社會得以複生。

最後我還要說的是，《杜伊諾哀歌》並沒有因為這一切“顯得空洞浮華”，它有著它最真實深刻的內在根基。它極大地拓展了“思”的空間和精神的可能性，但它自始自終都是根據詩人內心最深切的體驗來“調准豎琴的音調”的。作為一個詩人，里爾克經受了一個敏感的現代心靈所經歷的全部至深的精神磨難和危機，他對現代社會和文明的症狀也一直有著痛切的洞察，這使他即使在從“大地”進入“無形”的轉換中，也沒有撇下他心靈的艱難、矛盾和悖論。這使他的詩，充滿了複調的張力結構，並且永遠帶有一種超越塵俗而又面向人生的姿態。它仍在對我們的人生講話，或者如張海燕所敘述的那樣，在昭示著“生命的還鄉”。比如說他的天使——“致命的靈魂的飛鳥”，就相應於現代人最深沉的精神饑餓及其內在搏鬥，它既承諾著一種對更高現實的認知，但又包含著對我們的責備，並引領我們朝向一個斷然的使命：“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的確，《哀歌》中的詩人，如張海燕所說“受召作為贊美者”，但同時也是這樣一位與天使角力的雅各。

他的全部詩作，就充滿著這樣的真實的信仰精神。馮至當年，我想正是在這樣的感召和激勵下，獨自走上一條“追求真，追求信仰”（馮至語）的荊棘路的。這也啟示我們，在那些深刻影響了人類精神生活的作家詩人那裏，除了審美之維，還有倫理之維；除了倫理之維，還有信仰之維。正因此，他們為我們的心靈所必需。他們沒有墜入“審美的空洞”（西穆斯？希尼語）而是為詩歌贏得了尊嚴和充實的光輝。

也正是在信仰的不朽燭照下，作為工程師的張海燕先生，把他的業餘時間全部放在對里爾克的傾心閱讀和翻譯上。僅此，就使我深受感動。我要以此文，作為對他和一切精神的傳遞者的謝意。是為序。

　　　　　　　　　　　　　　　　　　　　　　　　　2006年2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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