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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郭沫若的心路歷程：在政治漩渦中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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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2006-11-16 08:36:04   

　　近年來郭沫若研究總體上處於某種徘徊之中，具體表現為：建國前的郭沫若研究多，建國後的郭沫若研究少；情緒化的頌揚或貶抑多，學理學術方面的研究少；生平思想創作的梳理評述多，立足當代理論語境發掘其文化價值的少。其中，研究郭沫若的晚年歲月，即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的，尤其少。這種學術面貌終於有所改變。2004年6月，馮錫剛先生的一本32萬字的學術專著《郭沫若的晚年歲月》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可謂是郭沫若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收穫。  

　　該書圍繞郭沫若是“一身而兼三任的文學家、學術家、革命家”這一特殊身份展開論述，在波詭雲譎的“文革”大背景下，鉤沉、考證史實，梳理、辨析史料，詩史互證，論從史出，對郭沫若的晚年歲月作了不乏新意的闡釋。  

　　書中對晚年郭沫若革命家心路歷程的解讀，最精彩。“郭沫若也在政治漩渦中苦苦掙扎”，實為全書的點睛之筆。“文革”作為一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郭沫若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郭沫若憑其詩人的敏銳，感覺到形勢發生了微妙而重大的變化。從1965年起，他就開始取一種“適度靠近”黨內意識形態專家的姿態，在組詩《大寨行•重到晉祠》中稱讚康生：“康公左手書奇字”；在《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中，他“公開引用康生的觀點及其提供的五條史料作為立論的重要依據，在文章中公開寫明陳伯達向他推薦的重要史料的出處”。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公開點名批判吳晗。郭沫若也寫過歌頌海瑞的詩文。1966年元月下旬，身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向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辭職信，馮著分析說，這是“投石問路”。不久，郭沫若的文壇摯友田漢和史界知己翦伯贊，相繼被報刊點名批判。4月10日，在人大常委會上，郭沫若全盤自我否定，說“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該書分析，從中可以看出，“文革”伊始，郭沫若即做好了思想準備，把自己擺在“革命物件”的位置上。  

　　令郭沫若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列席參加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還成為“九大”中央委員！該書分析說，這其實是毛澤東希望借助郭沫若的崇高文化名望，以張大文化大革命的聲勢。確實，在當代中國文化界中，像郭沫若這樣具有跨學科的眾多成就的沒有第二個人。但同時，郭沫若確實在不少方面犯了“文革”的忌諱：他曾在歷史劇中“美化帝王將相，歌頌才子佳人”；他還一直尊崇孔子儒家；流亡日本期間他“十年沒有和黨聯繫”……等等，按照“文革”邏輯，這些都屬“橫掃”之例。果然，不久就有紅衛兵打上門來了。由於周恩來上書毛澤東，獲准對其保護，郭沫若才得以倖免被追究。  

　　“文革”中的郭沫若“沒有野心而只有忠心，要說私心就是力求自保，不要蒙上‘晚節不終’的惡名”。在當時“文革”極左的歷史語境中，有詩文見報就是“革命”的象徵。郭沫若的“文革”詩詞，相當程度上是出於自保的一種政治站隊。他1967年6月30日在《沁園春》一詞中，寫“赫魯雪夫，公然內在，鐵帚無情定掃完”，對“打倒劉少奇”這一重大政治變局表態；1975年“批判右傾翻案風”時，他在《水調歌頭》一詞中，批判“走資派，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都當作如是觀。該書中的這些分析，都是頗有見地的。  

　　作者高度重視郭沫若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情結”，將其看作是打開郭沫若晚年心扉及其“複雜性”的鑰匙。這一個人崇拜“情結”的形成，不僅因為毛澤東的革命豐功偉績和當時的極“左”時代氛圍；而且還有毛澤東對於郭沫若的知遇之恩，加之他們都具有詩人氣質等原因。郭沫若在臨終遺言中說：“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該書強調，郭沫若分明是把毛澤東思想看成為“毛主席”個人的深不可測的“思想”，這就可能導致非理性的“絕對崇拜”。該書分析1966年亞非作家大會上，郭沫若向“在座的江青同志”獻詩，“固然有迎合這位權傾一時、喜怒無常的‘文革旗手’的因素(連周恩來都不能不忍讓再三、委曲求全)，但更多的恐怕還是視之為毛澤東的政治代表。故對江青的頌揚本質上還是對毛澤東的崇拜。”正是出於這種個人崇拜“情結”，郭沫若在打倒“四人幫”之後，還把自己“文革”中所寫的大量歌頌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的未刊詩詞，編入《井岡山巡禮》和《沫若詩詞選》出版面世。

　　此外，該書還從黨內“路線鬥爭”的角度，分析“文革”中的郭沫若。在“文革”新貴江青一夥眼中，主持國務院的周恩來是他們奪權的障礙和必欲除之的“眼中釘”。他們的奪權策略之一，就是拉攏或“揪出”親近周恩來的人。郭沫若幾度直接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周、郭兩家的關係一直不錯，而且周恩來也確實對郭沫若及其子女有過關照。因而郭沫若成為江青“倒周”的突破口，她先拉攏郭沫若，“幾次要郭沫若擔任樣板戲的顧問。‘九大’前後，還以安全和就近請教為名，要郭沫若搬到釣魚臺住。”其後，造反派綁架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抓住到底是“誰包庇了反動學生郭世英”這個問題窮追不捨，即頗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之嫌。“以周恩來當時的處境，刑訊逼供者確有因當年過問此案而敢於將矛頭指向他(周恩來)的可能。”郭沫若當時沒有聽從妻子于立群的建議，不以郭世英被綁架一事請求總理出面干預，該書分析說，這是郭沫若“對周恩來的處境甚為清楚，對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關涉也很清楚”！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批林批孔時“路線鬥爭”逐漸明朗化，張春橋、江青輪番糾纏郭沫若，要他寫文章“批秦始皇的宰相”，郭沫若始終保持沉默，成為他十年“文革”中最光彩的一頁。  

　　對文學家和學術家的郭沫若“文革”中的作為得失，該書也作了獨到的論析。  

　　作為文學家，郭沫若的“文革”詩文總體上乏善可陳。其大量為“文革”歌功頌德之作，因襲“文革”話語，並無多少詩意與詩情，其主要功能在於政治站隊。唯有一首《水調歌頭》，如實地反映了“文革”真相：“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罪惡十分深。領導關心甚，大隱入園林。//初五日，零時傾，飭令嚴。限期交待，如敢抗違罪更添。堪笑白雲蒼狗，鬧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藍。革命熱情也，我亦受之甘。”該書分析，該詞“不但對作者在1966年八九月間所遭遇的紅衛兵衝擊留下了一份歷史的記錄，而且也是瞭解這位文壇泰斗當時真實心境的實錄。”可惜《沫若詩詞選》和《郭沫若全集》中均未能收入。“文革”期間，偶爾政治氣氛稍微寬鬆時，郭老也會寫出一些頗有情趣的詩句，然而他卻總要畫蛇添足，來幾句政治高調，使之流於平庸。如《水調歌頭•題臥蕉圖》和《水調歌頭•追憶遊採石磯感興》，都有這種現象。以意識形態傷害詩興詩意，是郭沫若後期詩歌中反復出現的文學現象。儘管如此，如果詩人確有刻骨銘心的生命感受時，郭沫若也能寫出一些傳世佳句來。該書分析，郭老為“四人幫”所作的文字“漫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這種簡勁傳神的社會形相的勾勒，表現出詩人不愧為大手筆。”但是，由於他始終未能擺脫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所以“自粉碎‘四人幫’直到1978年6月去世，郭沫若並未走出時代的泥淖。他的幾十篇詩文所顯示的精神狀態一如整個時代：徘徊中的行進”。這些分析都相當精彩。  

　　作為學術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為集中於專著《李白與杜甫》和考古方面。該書認為，《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固然與郭沫若富於浪漫氣質有關；但同時也應看到，恰好毛澤東也“揚李抑杜”。本來將李、杜並稱為“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將偉大領袖的審美情趣拔高為評衡文學藝術家歷史地位的準繩”，也是寫作該書的重要原因。馮先生認為，《李白與杜甫》雖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實際上卻恰恰在迎合“文革”中“個人崇拜”的最大時尚。至於在考古方面，“文革”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義的影響，先入為主地使學術服從於政治宣傳的需要，從而在考證《坎曼爾詩箋》時，導致他發生了把作假贗品認作出土文物的輕率失誤。該書認為，“文革”中郭沫若作為考古事業組織者和指導者的貢獻，則“是經過了時間的檢驗而更值得世人稱道的德業”。  

　　該書不僅為繼續研究晚年郭沫若搭建了一個資料“平臺”；其敢於實事求是地正視學術難題的勇氣和自覺性，似乎更值得郭研界重視。如果說該書有什麼不足的話，那就是“述”多“論”少，理論思辨方面顯得相對薄弱了些，一些判斷往往點到為止，未能繼續深入下去，讀後給人以意猶未盡之感。  
    作者：稅海模

來源：中華讀書報      編輯：Jina

引用網址：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A00030007/823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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