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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5 11:57:20瀏覽589|回應0|推薦0 | |
。 。 郭沫若早期詩歌創作的啟示意義
摘要 :隨著時間的流逝,對五四文學的研究興趣將越來越轉向文學自身。郭沫若《女神》留給後世的啟示性意義,也許將主要在新詩形式方面。新詩在韻律節奏探索上的一系列嘗試和突破表明,新詩中“自由派”與“格律派”之爭並非文學史描述中的那種兩軍對壘,而與詩人創作個性有密切的關係。 而現在,20世紀的串串雷聲漸漸遠去了,又是世紀之交,生活還要繼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問題必然要提出來,這就是:郭沫若的早期詩歌創作,除了顯而易見的時代精神特點或象徵意義外,還有沒有更為長遠的啟示性意義呢?如果沒有,它早晚將塵封在一頁歷史中;如果有,它又在什麼地方呢? 顯然,這一啟示性意義應當到形式方面去尋找。郭沫若在新詩形式解放方面的貢獻是人所共知的。朱自清曾明確指出,五四新詩革命與近代“詩界革命”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新詩從詩體解放下手”〔②〕。而導致詩體空前大解放的第一人,正是郭沫若。經過以胡適為代表的早期白話詩人步履蹣跚的短暫嘗試,郭沫若的《女神》以高度自由、狂放不羈的詩行,一舉結束了早期新詩在形式上文白參半的稚拙狀態,使新詩體真正獲得了自由的生命。《女神》這一重要貢獻不僅在新詩史上具有開篇意義,也必然作為一份歷史遺產面對未來新詩形式的發展產生相應的啟示作用。 文學史家從中獲得了高層建瓴地把握文學現象的線索和激情,但問題是詩人們憑什麼要一代代地這樣對峙下去呢?詩人們在理論上也許確實主張過什麼,甚至還大聲呼籲過,但這對他們自己的創作來說並不是金科玉律,對別人就更不是。這些主張也許是個人的體會、感悟,也許寄託了某種理想,也許與詩人特定的社會、政治立場和態度有關。但無論怎樣,當詩人們提筆創作時,這些背景因素就統統隱退了,唯一使他們激動的只能是盡可能完美表達的衝動和願望。實際上,越是好的作品似乎越是自由自在,很少自我限制,劃地為牢。郭沫若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天上的市街》是一個例子: 遠遠的街燈明瞭, 這首詩想像新奇而優美,是郭沫若的名作之一,和《女神》基本上屬一個時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天上的市街》在形式上與《女神》那種自由奔放、令人震撼的詩行毫無共同之處,相反卻與格律詩派代表詩人徐志摩的一首著名詩作《再別康橋》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兩首詩都是採用半格律體,都是四句一段,詩行整飾,韻腳工整,相對均齊。類似的情況徐志摩也有,徐的另一首代表作《沙揚娜拉》,實際上採用的就是自由體。總之,從這些詩作上,看不出作為自由體詩派旗手的郭沫若和作為格律體派詩人的徐志摩在創作實績上有什麼鮮明的不同。 半個多世紀以來,不管實際情況如何,研究者們已經習慣了自由體詩派和格律體詩派這種分法,並為此做研究,找論據。其實,王力先生早就有一句話,說的乾脆,深刻,引人深思。他說,對自由詩,實際上沒有多少話可說,因為“既然自由,就不講格律,所以我們對自由詩的敍述,只是對於各種格律的否定而已 ”〔③〕。王力先生的看法至少有這樣幾點給我們以啟發。 第一點是沒有必要揪住自由詩派、格律詩派的區分不放,因為五四新詩本身就是對中國古典詩詞格律的反叛,因此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所有新詩都是自由詩,所有寫新詩的人都屬於自由詩派。 第三點,詩人最關心的是如何能寫出成功詩作,“語不驚人死不休”,而詩歌的發展歷史就是詩歌藝術自身不斷走向成熟的歷史。因此,文學史應把主要精力用在實事求是地探索新詩發展的每一新的變化和實際進步上,而不是僅僅為某種理論框架尋找支持論據。 現在的時代是一個探索的時代,累積的時代,五四新詩尚在發展初創期,我們畢竟還不具備宏觀把握的充足條件。我們的重點應更多地放在微觀的縝密的分析和透視上,特別是應著重探討各個時期出現的成功之作為什麼是成功的,具體因素有哪些,以及這些因素對新詩以後的發展又可能提供什麼新的東西。 詩歌的音樂美,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向來佔有重要地位,他認為詩的起源就與音樂美有關,人最初“對一切的環境,只有些新鮮的感覺,從那種感覺發生出一種不可抵抗的情緒,從那種情緒表現成一種旋律的言語。這種言語的生成與詩的生成是同一的。所以抒情詩中的妙品最是些俗歌民謠”〔④〕。“旋律的言語”,這個提法可以說基本概括了詩歌作為語言藝術這一本質特徵的重要方面。 那麼,在現代口語基礎上,如何追求“旋律的言語”,使現實生活中不斷湧現的“新鮮的感覺”得以升發為有藝術感染力的表達呢?這對於剛剛誕生的新詩來說,是重大的理論問題,更是迫切的實踐問題。新詩人們站在五四新文化的起點上,基本上是四顧茫茫,無所憑依,要把詩寫得象詩,有旋律感,就必須憑著自己的藝術感覺和創造力一點點地去尋找,去摸索,去嘗試。這從道理上說似乎沒有什麼深奧的,但從藝術實踐來說,卻是極艱難的事情。以胡適為代表的早期白話詩人,最早感到了這種艱難。胡適一貫主張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但真正自己提筆“嘗試”時卻往往感到文白參半,辭不達意,象“放腳”的婦人那樣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 與早期白話詩人不同,郭沫若從一開始創作就表現出了驚人的創造力和自由感。不但他詩中想像的翅膀有力地飛騰起來,不但他創造的那個狂放不羈的自我抒情形象令人震驚,而且他力圖直接從現代人的生活感受和表達欲望中捕捉、提煉韻律節奏感的嘗試也大獲成功。面對著郭沫若的像是“在神經上飛跑”的詩行,人們在驚愕之餘,也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郭詩音韻和美的特點。譬如朱湘這位性格怪僻的詩人,他平時對人對已十分認真,因而有時不免有苛評之嫌,但他藝術感覺很好,他對郭詩的這個特點由衷地感到驚訝和讚歎:“郭君在一般的時候,對於藝術是很忽略的,誠然免不了‘粗’字之譏,但有時候他的詩在形式上,音節上,都極其完美。就是用全付精神在藝術上的人,也不過能作到這種程度。”〔⑤〕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如果從具體作品的歸納分析入手,而不僅僅是從歷史宏觀上概括,我們也許能從早期新詩人涓涓細流式的努力和嘗試中,見出對以後新詩發展具有啟示性意義的東西。 郭沫若在加強新詩的節奏感方面,樹立了一種簡單有效的方式,這就是重視排比、複遝手法的運用。如《鳳凰涅盤》,詩人就承認這首詩“詩語的定型反復,是受著華格納的歌劇的影響,是在企圖著詩歌的音樂化”。〔⑥〕當然,在實際創作中,郭沫若詩中的“定型反復”,真正體現出來的還是漢語詩的特點。王力先生曾指出,排偶是漢語詩的一種重要特性,“因為漢語是單音語,所以排比起來可以弄得非常整齊,一音對一音,不多不少”〔⑦〕。五四新詩是在以雙音節為主的現代口語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排偶儘管相對不那麼嚴整了,但作為漢語詩的基本特性,仍對詩的韻律感起著潛在的重要作用。而郭沫若一些著名篇章,正是由於主要採用排比、複遝手法而給人以音韻和美之感,有時甚至達到“天籟”的地步,如《鳳凰涅盤》中的一段凰歌,排比工整而又靈活,韻律嚴謹而又自然:
在郭沫若詩中,複遝、排比手法的運用不僅使句子讀起來琅琅上口,有時還直接起著結構篇章的作用。如《地球,我的母親》、《爐中煤》等篇四句一節,每節第一句都是同樣的一句詩,以此統馭全篇,增強節奏感。這類詩結構完整,前後呼應,層次清晰,加之多採用對偶句、排比句,講究押韻,因而富於音樂美感。《天狗》、《我是個偶像崇拜者》、《晨安》等則是通篇各句都以第一人稱“我”或是同一個詞來打頭,將基本相同的句式一貫到底。這後一種手法的使用,可以說是郭詩的一個創造。它有助於造成一種奔騰流蕩的氣勢,將詩人噴瀉而出的激情徑直地融入富於節奏感的詩行中,這樣既能徹底將早期白話詩從半文半白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表現出五四時代的自由精神,又比較容易獲得新的韻律感。當時人們已經感覺到這一點,王以仁說讀郭詩感到其詩“音節和諧,格調雄壯”〔⑧〕,而謝康則進一步指出,郭詩之所以既“音節和諧”而又“格調雄壯”,就是“因為排句重句最宜於雄放的詩調,可以助詩豪放,浩闊”〔⑨〕。但是這種手法的使用,也是比較質直、簡單的。正象當時宗白華所說,郭詩顯得簡單固定了些,欠流動曲折〔⑩〕。特別是《鳳凰涅盤》一詩,過度的反復詠唱,不但沒有增加音樂之美,反而給人以空洞化、不夠凝煉之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詩情的深厚。
詩中有很多感歎詞,象“啊”、“呀”、“喲”、“哦”等,與其他早期白話詩人相比,這是郭沫若詩中的一個顯著特點。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的感歎詞呢?它們在詩中是起輔助的表情作用,還是另有所用呢?關於這一點,現代詩人、學者林庚先生在研究《楚辭》中的“兮”字時,提出了一個有說服力的觀點。他認為,《楚辭》中的“兮”字已經不象在《詩經》中那樣有部分的表情成份,而純粹是一個音符,用來增強詩中的節奏,這個變化非同小可。因為戰國時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而諸子散文反映了空前規模的思想解放,並大量吸收了當時的新鮮口語,以能言善辯、明白曉暢取勝。這一變化也深刻影響到詩。《楚辭》可以說就是戰國時代的自由詩,在句式、辭彙方面都脫出四言詩的窠臼,相當散文化,而“兮”字就是詩從散文化走向新的詩化過程中,在摸索新的節奏方面起著彈性調整作用。直到近體詩在盛唐達到成熟階段,對於新的節奏已能駕馭自如,這類虛詞才被捨棄。林庚認為,五四時代與戰國時代十分相似,詩歌又一次接受了散文化的洗禮,並必然走向新的詩化。以這個觀點來考察郭沫若的詩歌,的確很有道理。我們如果把詩中的感歎詞去掉,雖然不影響內容意義的表達,但讀起來就象散文,缺少了韻律感,而詩中有了這些感歎詞,語氣的抑揚起伏,詩的節奏感,詩情的整體氣氛就顯著增強了。唐韜先生就這一點也曾明確提出,“這裏的‘啊’、‘呀’實際上就是楚辭裏‘兮’、‘些’(‘呀’應為‘也’)的演進和變化,藉以增強詩的韻味與情調。”當然,五四自由詩是產生在以雙音節為主的現代口語基礎上的,因此虛詞的使用又與《楚辭》有很大不同。在郭沫若詩中,感歎詞更多地是放在詩行的前面或後頭,而不是放在中間,這裏顯然暗示了現代新詩自身節奏方面的新變化。另外,在郭沫若一些代表作中,韻腳的嚴整而自然,也是構成其音韻和美的重要方面。儘管詩人有時對押韻表示不以為然,但這主要可以看做是對生硬、造作、拼湊的反感,而不是真的排斥押韻方式本身。詩人在致元弟的信中說,“不要拘泥於押韻,總要自然,要全體都是韻,”就是這個意思。實際上,對於漢語詩歌而言,正如王力先生所說,韻文要素在“韻”。五四新詩要想把詩寫得有詩味,儘快從散文化中脫出來,就必然要充分前後呼應,層次清晰,加之多採用對偶句、排比句,講究押韻,因而富於音樂美感。《天狗》、《我是個偶像崇拜者》、《晨安》等則是通篇各句都以第一人稱 “我”或是同一個詞來打頭,將基本相同的句式一貫到底。這後一種手法的使用,可以說是郭詩的一個創造。它有助於造成一種奔騰流蕩的氣勢,將詩人噴瀉而出的激情徑直地融入富於節奏感的詩行中,這樣既能徹底將早期白話詩從半文半白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表現出五四時代的自由精神,又比較容易獲得新的韻律感。當時人們已經感覺到這一點,王以仁說讀郭詩感到其詩“音節和諧,格調雄壯”〔⑧〕,而謝康則進一步指出,郭詩之所以既“音節和諧”而又“格調雄壯”,就是“因為排句重句最宜於雄放的詩調,可以助詩豪放,浩闊”〔⑨〕。但是這種手法的使用,也是比較質直、簡單的。正象當時宗白華所說,郭詩顯得簡單固定了些,欠流動曲折〔⑩〕。特別是《鳳凰涅盤》一詩,過度的反復詠唱,不但沒有增加音樂之美,反而給人以空洞化、不夠凝煉之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詩情的深厚。 郭沫若追求“旋律的言語”的努力,還表現在對感歎詞的使用上。譬如象《立在地球邊上放號》:
詩中有很多感歎詞,象“啊”、“呀”、“喲”、“哦”等,與其他早期白話詩人相比,這是郭沫若詩中的一個顯著特點。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的感歎詞呢?它們在詩中是起輔助的表情作用,還是另有所用呢?關於這一點,現代詩人、學者林庚先生在研究《楚辭》中的“兮”字時,提出了一個有說服力的觀點。他認為,《楚辭》中的“兮”字已經不象在《詩經》中那樣有部分的表情成份,而純粹是一個音符,用來增強詩中的節奏,這個變化非同小可。因為戰國時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而諸子散文反映了空前規模的思想解放,並大量吸收了當時的新鮮口語,以能言善辯、明白曉暢取勝。這一變化也深刻影響到詩。《楚辭》可以說就是戰國時代的自由詩,在句式、辭彙方面都脫出四言詩的窠臼,相當散文化,而“兮”字就是詩從散文化走向新的詩化過程中,在摸索新的節奏方面起著彈性調整作用。直到近體詩在盛唐達到成熟階段,對於新的節奏已能駕馭自如,這類虛詞才被捨棄。林庚認為,五四時代與戰國時代十分相似,詩歌又一次接受了散文化的洗禮,並必然走向新的詩化。以這個觀點來考察郭沫若的詩歌,的確很有道理。我們如果把詩中的感歎詞去掉,雖然不影響內容意義的表達,但讀起來就象散文,缺少了韻律感,而詩中有了這些感歎詞,語氣的抑揚起伏,詩的節奏感,詩情的整體氣氛就顯著增強了。唐韜先生就這一點也曾明確提出,“這裏的‘啊’、‘呀’實際上就是楚辭裏‘兮’、‘些’(‘呀’應為‘也’)的演進和變化,藉以增強詩的韻味與情調。”當然,五四自由詩是產生在以雙音節為主的現代口語基礎上的,因此虛詞的使用又與《楚辭》有很大不同。在郭沫若詩中,感歎詞更多地是放在詩行的前面或後頭,而不是放在中間,這裏顯然暗示了現代新詩自身節奏方面的新變化。另外,在郭沫若一些代表作中,韻腳的嚴整而自然,也是構成其音韻和美的重要方面。儘管詩人有時對押韻表示不以為然,但這主要可以看做是對生硬、造作、拼湊的反感,而不是真的排斥押韻方式本身。詩人在致元弟的信中說,“不要拘泥於押韻,總要自然,要全體都是韻,”就是這個意思。實際上,對於漢語詩歌而言,正如王力先生所說,韻文要素在“韻”。五四新詩要想把詩寫得有詩味,儘快從散文化中脫出來,就必然要充分就堅持反對泥沙俱下的感情傾瀉,堅持詩是“選擇的藝術”,主張等感情沉靜下來後才作詩,並為新詩格律化提出著名的“三美”主張,即建築美,音樂美,繪畫美〔①④〕,而這“三美”是在某種格律形式中得到統一和顯現的。而郭沫若卻認為情緒裏就有繪畫美、音樂美,“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詩形,也不失其詩。……因為情緒自身本是具有音樂與繪畫之二作用故。情緒的呂律,情緒的色彩便是詩。詩的文字便是情緒自身的表現。”〔①⑤〕他們之間的區別或爭論,與其說是在闡述和堅持各自的觀點,與其說是象學者那樣清醒執著,不如說是由於創作氣質的不同而各有所鐘。 在詩從散文化走向新的詩化的歷史長途中,情況似乎是這樣的,主張自由詩和主張新體格律詩的詩人,在看重音樂性這一點上是毫無例外的。只不過,善寫情緒熱烈的抒情詩的或特別注重詩情的自然流動的詩人,因為相信創作激情最高漲時就自然會衝破一切形式障礙,因而傾向於贊同郭沫若的觀點,認為新詩的韻律節奏實際上決定於情緒的內在波動,創作上也多採用隨之生髮的長短相間的詩形。而較多寫日常生活感受、喜歡在沉思中感悟的詩人,就自然多寫所謂半格律體新詩,句段、音步、韻腳相對均齊整飾。前一種類型往往在詩的氣勢上取勝,但主觀隨意性較強,在韻律節奏方面上也容易因重複過多、變化較少而顯得單一,如果這方面控制不力,就會給人以泥沙俱下的散文化印象。後一種類型則比較實用。在生活中,有寫詩欲望的人很多,但能夠象郭沫若那樣處於情感迷狂狀態並及時升發為詩的人卻畢竟很少,因此,人們只能細心體味自己內心比較平緩而可能更綿長的詩情,通過句段的複遝和韻腳的嚴整來構成詩的節奏感,這樣就自然造成了詩的外形上相對比較均齊的感覺。這種象“一節節小火車廂”的半格律體儘管有時顯得平實、簡單些,相對缺少創造的新鮮感和震撼力,但因其比較強調規範,具有較為多樣化的包容性和表現力而顯現出綿長的生命力。 無論是相信內心的節奏,還是看重韻律形式的作用,在五四新詩走向新的詩化過程中,關鍵是要摸索現代新詩音樂化的現實途徑。這與其說是理論探討問題,不如說是一個不斷嘗試、不斷積累、不斷總結經驗的歷史過程。在這一歷史長程中,當然不應拒絕各種嘗試,但也應有原則,就是不能悖離詩歌的本質。現在有些所謂現代派風格的詩完全放棄了詩的音樂性,把詩真的寫得象家常話,甚至更粗俗,這種嘗試,或說這種完全的反叛,對新詩會有什麼影響嗎?有,它使詩不再是詩,它使人們不再讀詩,它使詩人們互為讀者。詩歌本質上是一種悠久、優美、高貴、大度的東西,它屬於人類精神世界中的天國部分,不應被褻瀆、踐踏,成為瘋狂、偏執、怪誕情緒的居住地。因此,任何有關新詩形式的探索,都應期待著能夠聽到來自上天的聲音,這樣才能在源遠流長的中國詩史上,連接上真實的一環。 ① 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創造週報》,1923年6月3日第4號 來源:中國國學網 編輯:J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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