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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記憶——周作人的新詩

張磊磊

　　提及周作人，一般更關注的是他的散文創作，就創作成就而言，他的散文確實在現代文學中占據重要位置，但是周作人同時還是一個詩人，這一點雖然也經常被提起，卻更多時候是泛泛而談，沒有從整體上深入分析他詩歌創作的藝術特色，而將其看作僅是散文創作之餘的試筆，屬於早期新詩創作中的“跑龍套“的角色。其實周作人的新詩有著自身一貫的風格，在早期新詩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並且他的好多詩歌與其自身的生命軌跡有著密切的聯系。本文主要討論周作人的詩歌創作，以新詩集《過去的生命》中的詩歌為解讀對象，探討其詩歌創作風格與特色。

周作人詩歌的藝術特色

　　周作人的詩歌創作在早期白話詩歌中具有自己的獨特地位，這一點無論是他同時代的評論家或是後來的文學史家都有論及，最得到肯定的是他的詩歌的獨特風格，例如王哲甫認為他的詩：風格“沖淡自然，很能表現出委婉的情意，頗近於古代詩人陶淵明”；許志英認為“周作人散文的詩意,用淡筆寫淡情是最基本的個人特征；明朗和含蓄的結合即澀味和簡單味是基本抒情方式。”確實如此嗎？周作人的審美情趣的確有偏於沖淡自然、委婉含蓄的一面；然而在平淡的外表下掩藏著一顆不能平靜的靈，他關注著社會與人生，欲平淡從容而不能自已。這或許會讓人誤會他是一個感情冷漠的人，但即使如此，他也不願意將自己的感情過分的不加掩飾的噴發。這導致周作人對於表情達意的隱喻曲折，不經過一番思考往往容易忽視他內在的深沉感情。

　　我認為周作人詩歌的藝術特色大致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以清俊筆墨，簡練文字，描摹詩人眼中的景物，詩歌具有圖畫性。《過去的生命》詩集中具有這類特點的詩作有：《兩個掃雪的人》、《小河》、《背槍的人》、《畫家》、《所見》、《慈故的盆》、《秋風》、《山居雜詩》等。從這些詩歌的題目上就可以看出，周作人是以一個生活觀察者的身份，像一個畫家在描摹著生活，也許他眼中所見的事和人大多是人們生活中常見的，但是在他的筆下卻具有了別樣的意味。周作人在《過去的生命•序》中說，“（這些詩）能夠表現出當時的情意，亦即是過去的生命”，並且在詩集的封面用的是庫普加的《生命》，這多少透露了他創作這些詩的目的，也只有立足於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周作人的詩歌所表達的涵義。在《兩個掃雪的人》中，周作人以白描的筆法描寫了兩個掃雪的人“陰沉沉的天氣/香粉一般的白雪，下的漫天遍地/天安門外，白茫茫的馬路上/全沒有車馬蹤跡/只有兩個掃雪的人在那裡掃雪/一面盡掃，一面盡下/掃淨了東邊，又下滿了西邊/掃開了高地，又填滿了坳地……雪愈下愈大了/上下左右都是滾滾的香粉一般的白雪”。這首詩首先給我的不是詩人結尾所表達得對於這兩個掃雪的人的辛勤勞動才能使“我從清早起，在雪地裡行走，不得不謝謝你”因而祝福他們的感激之情，這種對勞動人民的身懷感激的人道主義情懷是從胡適的《人力車夫》就開始出現的，在當時詩人的創作中也屢見不鮮。最讓人感到震撼的是詩人在詩中描寫的這種大雪紛紛的景觀，潔白的雪花飛舞在大地與陰沉的天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掃雪的人仿佛是西西弗斯一般掃著雪，眼前的景觀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早期白話詩最為人詬病的是想象力的不足，被認為直到郭沫若的出現才是白話詩騰飛起了想象的翅膀。在周作人的詩中我們卻可以發現：想象的翅膀雖沒有完全沸騰起來，但是中國古代山水田園詩的那種“詩中有畫”的傳統部分的得以複歸，用淡筆寫情是周作人的一大藝術特色。他《畫家》一詩，惟妙惟肖的刻畫了溪邊的孩童、連綿的秋雨、水田勞作的男女、買菜的人、乞丐等，作者感歎“可惜我並非畫家/不能用這支筆/將他明白的寫出。”然而，我們可以發現他筆下的景物恰是一幅水墨山水畫，有著景物的神韻，其中也蘊含著作者“神”在裡面，雖不形似但卻神似。這“神”就是作者對於平凡人生的理解與認同，時間男女的悲歡在作者筆下具有了一種生活的溫馨，盡管作者內心是寂寞的。

　　周作人的新詩中，注重對於象征手法的運用。周作人善於在詩作中表達自己的思想與觀念，因此更加注重對於詩歌的象征性。其詩作，如《小河》、《愛與憎》、《歧路》等，在這些詩中，作者運用象征手法，將抽象的觀念與理論以小河、蟲子語莊稼、道路等具體的事物來加以闡釋，給人以具體直觀的印象。早期白話詩人主要使用白描手法和托物寄興的寫作手法，周作人作為早期新詩的創作者之一同樣具有這種特色，但是不同於他人的是周作人運用象征手法，盡量追求感情表達的含蓄和區轉，也就是其詩歌不同於當時大部分詩人的直露和淺顯，而使其詩歌有韻味，做到含蓄蘊藉。

　　例如，《小河》被胡適稱為“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但是那樣細密的觀察，那樣曲折的理想，決不是那舊式的詩體詞調所能達得出的。”詩中寫道“水只在堰前亂轉／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築堰的人，不知到那裡去了。”在這裡，周作人表達了一種焦慮對於失去控制的民眾的力量的耽心，然而這一點並非直露的表達出來，而是通過象征等手法表現，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在這裡“小河”開始時“穩穩地向前流動”，這時候兩岸的景色也是一派和諧，紅的花、綠的葉、黃的果實。然而，農夫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他築了道堰，流水總須流動，最後造成了河水的泛濫。這一切都用象征的手法表現。

周作人詩歌中的意象

　　小孩、歧路、她們這三個意象反複出現於周作人詩歌中，對其進行分析與解讀有助於理解周作人的詩歌。

　　（一）在《過去的生命》詩集中，采用了小孩意象的有：《兒歌》、《荊棘》、《小孩》（三首）、《對於小孩的祈禱》。在周作人的創作中“小孩”是一個反複出現的意象。他在詩中反複寫到小孩，筆者在此將就他詩中的小孩表達的思想進行解讀於分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第一類，如《荊棘》在這首詩中，作者運用隱喻與象征的手法，小孩、老人分別代表了改革者與保守者，它們之間的對立就是現實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而用小孩與老人分別代替改革者與保守者也是有文學上的傳統可以追溯的，如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以少年來指代作者心目中的新中國，它朝氣蓬勃，是青春與進取的象征；老年則用來指代老大帝國，這時的中國盲目守舊、枉自尊大。周作人作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在思想的起點上受到前代人的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在這首詩中，作者認為現實的中國的是一個充滿所謂和諧與中庸的社會，傳統的穩定的社會秩序禁錮著人們的思維與行動，而兒童是天真無邪，較少受到社會習慣行為影響的，作者就以他們為象征，來代表努力改革社會的實踐者。在中國“移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的”，在傳統勢力與保守者看來，改革者是不能接受的，他們的目的正是要給園地增加“荊棘”。作者在這裡將兒童看作改革者的包括五四一代一代人的象征，並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兒童”。

　　第二類：描寫小孩本身的天性——天真無邪，對他們進行描寫,以此來反襯成人世界的複雜與矛盾，諷刺社會現實。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文學創作中對兒童十分的關注，他們認為兒童是天真無邪的，在創作尤其詩歌中給予歌詠。尤其周作人，在他的《所見》中寫道：皇城根的河邊/幾個破衣的小孩們/聚在一處遊戲。“馬來，馬來！” /騎馬的跨在他的同伴的背上了/等到月亮上來的時候/他們將柳條的馬鞭拋在地上/大家說一聲再會/笑嘻嘻的走散了。這一首詩表現了小孩子的天真可愛與無憂無慮的生活態度，盡管這是幾個“破衣的小孩”但是他們依舊有自己的快樂，他們沒有玩具但是同伴之間的遊戲能讓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就是如此在孩子身上發現了生活的樂趣。而與此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兩個一樣的穿戴、同樣容顏的人卻是“（一根青麻的索子）我知道一個人是拴在腕上/一個認是拿在手裡/但是我看不出誰是誰來。”這是成人的世界。雖然他們都是同樣的顏色、帽子、袍子，這說明了二者同樣是下層人民，不同的只是一個是執法者，另一個則是違反了法律被抓捕的人。在作者的眼中卻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我看不出誰是誰來”，同樣的被奴役者，只不過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可得，一個是做穩了奴隸。
　
　　另一首詩《畫家》寫道：“兩個赤腳的小兒，站在溪邊的沙灘上，打架完了，還同築爛泥的小堰。”在這裡小孩子之間那種頑皮與沒有芥蒂的天性被生動的表現出來，他們之間是玩伴，經常也會打鬧，但是常常剛打完架就在一起玩了。

　　（二）周作人詩歌中的另一重要意象是“歧路”。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普遍感覺到的困惑，無論是魯迅還是周作人還有胡適，在他們的思想中都存在著一種矛盾——他們認為自己面臨著人生與未來的選擇，處於一種歧路的交叉路口，看不到自己應該選擇走哪一邊。這種在未來面前無所適從的歧路感不僅是五四一代人擁有，所有面臨大變革、大變動的時代的一代人都會產生這種情緒。而對於周作人他們來說，面臨的更加尖銳與抉擇的更加猶疑。魯迅的《過客》中表達了“在路上”的主題，這是一天探索的路，沒有盡頭，也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但是這是人生必然要經歴的過程，也許“走”就是五四一代人無法選擇的命運。魯迅的《過客》中表達的那種，不在乎前面是什麼而只是一直走下去的人，他在此具有了象征的意味，他走的不僅是“路”，更代表了人生的生命歴程，這是一個不停追尋著生命本質的人。但是，魯迅一代人卻在社會人生的現實面前發現了道路的難以抉擇，“歧路”一詞由此出現在他們筆下。周作人在《歧路》一詩中寫道“荒原上許多足跡/指示著前人走過的道路/有向東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往南去的。這許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處麼？/我相信是這樣的/而我不能決定向那一條路去/只是睜了眼望著，站在歧路的中……如果我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穌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師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麼事呢？”在此，周作人表達了一種“荒原感”，前人走過這荒原，殊途同歸，但是周作人不願如此，他只是睜眼望著這荒原。他感到內心的茫然與無助，他既不是有力量的人也不是那勇敢的人正向他自己所說“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些什麼呢？”他認為自己正是那個站在歧路交叉口的人，既沒有力量承擔前人的罪，也沒有勇氣去擔啟蒙眾人的事業，這些事情他以前曾經去努力的作過，但是他卻發現自己也許並不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所以他要彷徨了。在《過去的生命》詩集中還收入了一首散文詩《尋路的人——贈徐玉諾君》，在其中也變大了作者對於人生之路的思考，他認為“自然之路”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路的終點是死”。關於這點，在此前的評論者多是對其負面價值的批判，如許傑在《周作人論》中認為周作人的《歧路》這首詩表明了周作人是一個“中庸主義者，思想出發點是淺薄的人道主義，看不清楚社會”。其實，周氏兄弟在思想中有許多的相似或者說他們思考與關注的問題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啟蒙、兒童、個人與群眾、婦女解放等。不同之處在於魯迅更多了一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擔當意思，而周作人則更多的躲入了內心世界。他們思想中都有著悲劇性的體驗，但魯迅要反抗絕望，周作人是要順應這人生，他可能比眾人站的高，但是他要過和眾人一樣平凡的生活，他想得到的是“凡人的哀樂”，盡管此時的他是和魯迅同樣痛苦的。

　　（三）周作人的新詩創作中融入了自己的人生經歴，尤其是對自己愛情經歴的紀錄。我在此想用“她們”這一意象來概括。這類詩歌主要有《她們》、《高樓》、《飲酒》、《花》等。作者在這些愛情詩中表達了自己對於愛情的理解與情感歴程。在周作人看來， “詩本是人情迸發的聲音，所以情詩占著其中的極大地位，正是當然的”，“這舊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詩的精神”；他的結論是：見了《蕙的風》裡的“放情地唱”，我們應該認為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期望他精進成就，倘若大驚小怪，以為“革命也不能革到這個地步”，那有如見了小象還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如《她們》，在詩中作者回憶了他的三個戀人，她們給“我”帶來了無盡的情思，然而現在卻都或是死去或是流落在天涯，臉龐早已忘記。詩人寫道“她倆的面龐都忘記了／只留下一個朦朧的卻最牽引我的情思/我愈是記不清了/我也就愈不能忘記她了。”貌似平靜的周作人難以忘記自己的戀人，在詩中表達了自己對她們的思念，僅有“朦朧的姿態”在詩人的記憶中留存下來，也許並非她們人讓詩人念念不忘，也許真正讓他難以舍棄的還有那段日子，那段自己生命中的記憶，對這些逝去時光的追憶成為了詩人生命中的一部分。“高樓”上的春風吹開了詩人心中的花朵，神秘的癡笑讓他懷抱；戀愛的紅酒卻並不能解他心中的渴，“我的心老了鈍了”；薔薇與百合的香氣使詩人醉了，他願在她中間“就此死去”。

　　總之，周作人的詩歌作為他生命的記憶，表達了他生命中真實的情感和內心對人生的熱愛，對於理解周作人的思想有很重要的意義。同時作為周作人文學創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值得重視的。

[附錄]：周作人《過去的生命》集以外的詩歌作品
《微明》，載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6卷3號；
《路上所見》，載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6卷3號；
《北風》，載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6卷3號；
《京奉車中》，載1919年4月13日，《每周評論》；
《偶成》，載1919年6月18日，《每周評論》；
《東京炮兵工廠同盟罷工》，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6號；
《苦人詩》，載1920年2月8日，《新生活》，第25期；
《愚人的心算》，載1920年6月27日，《晨報副刊》；
《醉漢的歌》，載1920年10月13日，《晨報副刊》；
《勞動的歌六首》，載1920年12月26日，《批評》，第5號《新村號》；
《病中的詩》，載1921年5月3日，《晨報副刊》；
《山居雜詩》，載1921年6月25日，《晨報副刊》；
《仁慈的蠻小孩》，載1923年3月17日，《晨報副刊》；
《飲酒》，載1923年3月17日，《晨報副刊》；
《日本詩五首》，1922年7月23日，《北京周報》（日本）第26號。

引用網址：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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