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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4 13:59:43瀏覽602|回應0|推薦0 | |
。 。 作者:黄钢 引用网址:http://www.csscipaper.com/literature/xdwxyj/144483.html
他對詩歌理論的最大貢獻是提倡詩的真。他說:“作詩本意,只須將思想中最真的一點,用自然音響節奏寫將出來便算了事,便算極好”。詩的真,真在何處呢?是思想。他進一步引用袁枚《隨園詩話》說:“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為之格,誰為之律,而今之談格律者,能出其範圍否”。思想與性情是一致的。詩的真,在於寫詩人的真性情。 有了真性情,格律便在其中了。所以不必刻意去求格律。這個主張,實在是一語中的,把作詩的根本問題道出來了。什麼是詩?詩就是真情的具體表現。我國古代《毛詩序》便曾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人之作詩,都以內心世界中有抑制不住的真情為前提,不是“情動於中”便沒有詩,也不應該有詩。詩是感情的產物。而感情,按照心理學的定義是一個人對當前所面臨的事物與自己在進行活動或已形成的思想意識之間的關系的切身體驗與反映。那麼感情的本身就有了一個“真”的問題與“真”的要求,因為它是“體驗或反映”。“可憐後來詩人,靈魂中沒有一個‘真’字,又不在自然界及社會現象中,放些本領去探出一個‘真’字來。卻看得人家做詩,眼紅手癢,也想勉強胡謅幾句,自附風雅。於是真詩亡而假詩出現於世”。 劉半農強調詩人深入生活,了解社會,觀察、 感受、體驗、探求真情,便有了真情實感,有了寫作的前提。可悲的是,有的詩人,心中並無真情,又不願去生活中探求真,只是一味閉門造車。所以劉半農說,“現在成了假詩的世界。”那麼,假又假在何處呢?劉先生說:有些人“專講聲調格律,拘執著幾平幾仄方成句,或引古證今,以為必如何如何始能對得工巧”,這些人專以形式為務,以為格律嚴整便是詩,這是第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明明是貪名愛利的荒傖,卻偏喜做山林村野的詩,明明是自己沒甚本領,卻偏喜大發牢騷,似乎這世界害了他什麼。明明是處於青年有為的地位,卻偏喜寫些頹唐老境。明明是感情淡薄,卻偏喜做出許多極懇摯的‘懷舊’或‘送別’詩來,明明是欲障未曾打破,卻喜在空闊幽渺之處立論,說上許多可解不可解的話兒,弄得詩不象詩,偈不象偈”。這樣的詩,“無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兒搗鬼。”以上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尤以舊體詩詞為突出,只在格律形式上用力,忽視內容,以為格律嚴整,屬對工巧,便是好詩,結果是內容上毫無意義,使詩變成了一種空殼。劉先生說,“這種人我實在沒有工夫同他講話。”第二種情況是內容的虛假,感情虛假,這種詩的危害更大,“自有這種虛偽文學,他就不知不覺,與虛偽道德互相推波助瀾;造出個不可收拾的虛偽社會來”。劉先生的這些話,說得可能有些過頭,詩的社會作用,未必有這麼大,但是,虛假的詩,對社會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 劉半農的這些意見是1917年7月在《新青年》上提出來的, 當時的新詩,正是嘗試階段,胡適發表了一些白話詩詞,其他人也正在蘊釀創作,他提出這些問題,非常及時,意義重大,他提醒新詩人們不要走虛假詩人們的老路,寫出具有真情、真感、真思想的新詩來。這會使新詩有一個好的開端,為新詩創作引導出一條正確的道路來。 他提出了詩歌“真”的理論主張,並在自己的新詩創作中,身體力行。且看他的《大風》: 呼拉!呼拉!/好大的風, /你年年是這樣的刮,也有些疲倦麼?/呼拉!呼拉!/便算是誰也不能抵抗你,你還有什麼趣味呢?/呼拉!呼拉! 作者小序:“我去年秋季到京,覺得北方的大風,實在可怕,想做首大風詩,做了又改,改了又做,只是做不成功。直到今年秋季,大風又刮得利害了;才寫定這四十多個字。一首小詩,竟做了一年了!”由此可見詩人嚴肅認真的態度。趙景深先生認為這首詩“做了一年,還是不曾做好。”我倒覺得做得好,好就好在一個“真”字上。眼有所見,身有所感,心有所想,筆有所書,最見情性。詩人未在詩句上加任何裝飾,也未加什麼情志寄托,但是讓人讀來卻那麼充滿詩意。到過北方的人都會知道,那大風刮起來,“實在可怕”。作者用了兩個問句,既把風擬人化了,變得有了靈性,又把人們對風無可奈何的共同心情寫出來了,最能引起人的共鳴。所以它是一首好詩。
中秋的月光,/被一層薄霧,/白濛濛的遮著。/暗而且冷的皇城根下,/一輛重車,/一頭疲乏的騾,/慢慢的拉著。 這首詩很短,寫了兩個特寫鏡頭,天空,中秋的月,卻是灰濛濛的,這就給中秋之夜帶來了陰冷的氣氛。在皇城根下,有一匹乏騾在艱難地拉著一輛重車。詩人未加任何評論,把兩個鏡頭擺到讀者面前。車重,騾乏,那麼人呢?中秋節,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團圓,賞月,共賞天倫之樂。而此刻,那車夫卻還在疲於奔命。這真是,本是公正無私、普照眾生的圓月,卻偏偏鑽入霧中,變得那麼不盡人意,那麼不慷慨無私了,而生活對那個車夫就更是不公平了。 這兩首詩,《大風》抒寫了自然的真,《中秋》寫了社會的真,都是詩人“靈魂”中的“真”,也是在自然與社會現象中探索出來的“真”。劉半農接近農民,同情勞動者,這都是明證。再看一首《一個小農家的暮》: 她在灶下煮飯,/新砍的山柴,/必必剝剝的響。/ 灶門裏嫣紅的火光,/閃著她嫣紅的臉,/閃紅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們數,他們唱:/“地上人多心不平,/天上星多月不亮。”
關於劉半農“真”的理論主張,他還有一首詩很能說明問題,現抄在下面,對我們今天的新詩創作,仍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詩的題目是《詩神》: “詩神!/你也許我做個詩人麼?/你用什麼寫你的詩?/用我的血,/用我的淚。/寫在什麼上面呢?/寫在嫣紅的花上面,/早已是春殘花落了。/寫在銀光的月上面,/早已是烏啼月落了。/寫在水上面,/水自悠悠的流去了。/寫在雲上面,/雲自悠悠的浮去了。/那麼用我的淚, 寫在我的淚珠上,/用我的血,寫在我的血球上。/哦!小子,/ 詩人之門給你敲開了,/詩人之塚許你長眠了。” 詩人要用自己的血和淚,把詩寫在自己的血球和淚珠上,這才是“真”詩,詩人只有這樣做,才能敲開詩人之門,才能長眠於詩人之塚。劉半農幾十年前提出來的主張,今天仍應是我們的座右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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