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花道源於南京

　　說到插花藝術，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的花道。其實日本的花道源於中國；而中國的插花，又發端於南京，始於“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前供花。

　　佛教的傳入

　　帶來了香花供養的新風俗

　　在多花的江南，插花是生活中的平常事。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寫南京，“不論你走到一個僻巷裡面，總有一個地方懸著燈籠賣茶，插著時鮮花朵，烹著上好的雨水”。舊時南京，從早春到晚秋，街頭巷尾都有提籃推車的花販，小菜場中也多雜有花攤，人們隨時可以捎帶一把應時鮮花，回家插瓶；花不必珍貴，瓶無須講究，只取那一份自然的芬芳與色彩。如今街市花店越開越多，插花已成為人際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媒介；而一些正式場合，如會場中或商場外擺放的大型插花，新式婚禮中的新娘捧花、喜宴擺花，普遍使用的婚禮花車，那就十分講究插花的技藝了。

　　說到插花藝術，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的花道。其實日本的花道源於中國；而中國的插花，又發端於南京，始於“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前供花。

　　隨著佛教的傳入，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香花供養的新風俗。《妙法蓮花經法師品》中提到對佛經的“種種供養”，“花，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樂，乃至合掌恭敬”，以花供居於首位。

　　花供有多種形式，南京人比較熟悉的是散花。佛經中一再描寫佛、菩薩或高僧說法時，會有天花降落。南京有一個家喻戶曉的傳說，南朝梁武帝時，雲光法師在城南雨花台講經，感動天女，散花如雨，落地化為艷麗的花石子，就是今天舉世聞名的雨花石。

　　現在常見的佛前供花則是插花。插花，指折取一種或多種植物體的非根部分作為花材，經過技術修整和藝術設計，插入某種容器，形成新的觀賞對象，以表達情感和意趣。它同盆景、園藝、雕塑、建築等一樣，屬於造型藝術的範疇。

　　最早見於文字記載的器皿插花

　　發生在南朝宋末年

　　中國歷史上，最早見於文字記載的器皿插花活動，發生在南朝宋末年。

　　據《南史》卷四十四《晉安王子懋傳》記載，南朝齊晉安王蕭子懋，是齊高帝蕭道成之孫，齊武帝蕭賾的第7個兒子。他的母親阮淑媛病重，請僧人做佛事求庇佑。有人獻蓮花供佛，僧人以銅盆盛水，把蓮花的莖浸在水中。7歲的蕭子懋哭著拜佛，說，如果佛讓蓮花直到佛事做完還不枯萎，就說明他的母親能恢復健康。7天的佛事做完，蓮花更加紅艷，而且花莖上生出了根鬚。當時人都說，這是蕭子懋的孝順感動了佛。

　　據《南齊書》卷四十記載，蕭子懋在延興元年（494年）被害，年23歲，則他7歲當在南朝宋順帝昇明二年（478年）。這年蕭道成、蕭賾父子已完全掌控朝中大權，正在做取而代之的最後準備；當時蕭賾任侍中領軍將軍，不久又加督京畿諸軍事，也就是首都建康地區的軍事長官，他的家宅妻子，自然生活在都城建康；獻花供佛的寺廟，就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了。第二年四月，宋順帝就把帝位禪讓給了蕭道成。

　　這段記載中提供出關於插花的信息，有這樣幾點：一是以往所供蓮花，多是無水幹供的，所以和簪花於頭、佩花於身一樣，很快就會枯萎；二是眾僧不但有“欲花不萎”的明確追求，而且已經懂得用器皿盛水浸漬花莖，可以使花較長時間不萎；三是水插蓮花新生根鬚的事情，必不多見，所以才會特別為人傳誦。

　　這也就說明，有意識的插花活動，在當時還屬初萌狀態；而類似的神化宣傳，肯定又會促成器皿盛水插花供佛活動的流行。

　　百花之中，蓮花因具有香、淨、柔軟、可愛四德，被作為佛教的象徵，尤其受到佛教徒的崇敬。釋迦牟尼的出生、說法、法像、建築等，都與莊嚴的蓮花分不開，大乘佛教經典中影響最為深廣的《妙法蓮華經》，經名直譯就是“像白蓮花一樣正確說教”。而在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蓮花已為人所喜愛，《詩經》中有“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彼澤之陂，有蒲與荷”的詠唱，青銅器中有多種蓮花造型出現，彩繪陶器中也有蓮花圖案。所以，面對著佛教對蓮花的崇敬，中國人並沒有感到意外。

　　器皿插花的早期形態既是佛前供花，其首先流行於佛教盛行的南朝都城建康，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也是南京文化中，值得發掘的一個亮點，因此引起我對插花文化的興趣，留心插花文獻和現實發展十餘年，最近完成了一部重述插花史的專書《拈花》。

　　盛行佛前供花的同時

　　器皿插花進入了世俗的生活

　　同樣在南朝齊，還出現了插放仿製花卉的情況。

　　事見《南齊書》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傳》。齊武帝蕭賾病危時，召兒子蕭子良進皇宮陪伴，蕭子良讓僧人在窗外誦佛經，蕭賾居然就夢見了優曇缽花。蕭子良便命人按佛經上的描述，用銅製作了這種難得一見的花，插在皇帝御床的四角。

　　這是永明十一年（493年）的事，距前述蕭子懋故事，僅僅15年，可見插花活動發展之一斑。

　　優曇缽花，完整的音譯是優曇缽羅花，簡稱曇花，號稱三千年一開花。成語“曇花一現”即源出於此，但佛經中的曇花屬無花果類，而不是今人所說的仙人掌類。

　　在南朝盛行佛前供花的同時，器皿插花也進入了世俗的生活。當時的詩歌中，已留下了採折鮮花供置盤中待客會友的記載。

　　如庾信《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詩》：“春餘足光景，趙李舊經過。上林柳腰細，新豐酒徑多。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皋徒稅駕，何處有凌波。”詩題中的昆明池，就是南京的玄武湖。詩人的船上準備好了盤子，就等採摘新鮮的荷花放進去了。盤中盛花的情形，在他的《杏花詩》中有描寫：“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稀映村塢，爛漫開山城。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 ”盤是扁平的器皿，盛水不多，也無法立插花枝，所以這一時期的以盤盛花，無論供佛還是待客，大約多半還是將採折的花枝，攤放在盤中。

　　隨著插花技藝和規律的探尋，插花理論和程式的形成，是插花活動向插花藝術昇華的標誌。常被舉為代表的，是明代萬曆年間，張謙德的《瓶花譜》和袁宏道的《瓶史》。因為插花是今天的說法，在古代多稱為瓶花、瓶供。這兩部著述，堪稱插花史上的經典，影響到整個東方插花藝術的發展。特別是產生於中國江南市民階層趣味的《瓶史》，傳入日本後，受到了日本新興市民階層的強烈呼應，對日本的插花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日本花道名家紛紛研究與仿效，並形成了花道重要流派“宏道流”。

　　張謙德是蘇州崑山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18歲的張謙德寫成《瓶花譜》。《瓶花譜》在短序之後，分為8節，以品瓶、品花、折枝、插貯、滋養、事宜、花忌、護瓶立目。可以看出，張謙德確實具有插花的實踐經驗，其撰述也是從實際操作的立場出發的。

　　值得注意的是，張謙德在序言裡，特別提到“厥昔金潤，齠年述譜”的典故，以證明他年紀輕輕就撰寫《瓶花譜》不是沒有可能。現在只能知道，金潤是江蘇上元（今南京）人，當時被譽為神童，早年撰寫過《瓶花譜》，可惜現在已經失傳，內容不得而知。但張謙德應該是看到這部著作的，而且很可能受到它的影響。如果金潤這部《瓶花譜》流傳下來，那麼南京在重要插花文獻的產生上，又可以多一分先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