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沒落與中國興起？

─「西方文明的四個黑盒子」 讀後

這本書的英文題目：（The Great Degeneration –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如果我是譯者，為忠於原著，我會翻成：

「大崩壞 ─ 制度如何衰敗及經濟如何死亡」。

美國及其代表的西方正在沒落嗎？西方經濟成長趨緩，中國及印度經濟成長速度為歐美的數倍，原因何在？一般專家認為是西方家庭和銀行作愚蠢的投機買賣後，又拚命少花錢以減輕負債，此所謂「去槓桿化」(deleveraging)；另外的人士認為是全球化、技術改變、教育和財政政策所造成； 也有專家認為西方經濟正在停滯狀態，是腐敗、壟斷利益的菁英份子，利用法律和行政體系為自己牟利，富人及大資本家有很大的安全保障，窮人則無。

作者不認為問題只是這樣簡單。他認為西方的制度 {institution}：「民主」、「資本主義」「法治」及「公民社會」都已退化。

自一五００年代至一九七０年代，西方國家的富裕程度變得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地方；三百年前中國人比一般美國人稍稍有錢，到了一九七八年，美國人富裕的程度是一般中國人的二十二倍之多；西方人曾建立了大約十二個正式帝國，版圖曾涵蓋全球基地面積和人口的近六成，經濟產出占全球經濟產出的四分之三；西方一直在支配著世界。 

  此外，歐洲各國「制定相應制度，使菁英階層有機會建立非個人的菁英間關係」，然後「創造出鼓勵菁英打開進入菁英階層之門的新誘因，並維持這些新誘因。」如此造成社會上下有機會流動，不會形成永遠的貴族階級。

  西方基督教世界自成一格的發展，削弱了大家族或氏族的重要性，使得人民易於爭取民主、多元性及包容性。基督教統一的一神論，創造人民集會祈禱的場所及規律，有機會發展共識的建立，民主組織的紀律，社區的意識等，這是中國和印度所沒有的背景。

另一方面，也許是歐洲人運氣好，發現美洲加勒比海地帶的糖產，大量的糖給歐洲人便宜的熱量來源；歐洲人也發現了較易開採的煤礦，中國人這兩樣都沒有。

根據二００九年的調查顯示，中國上海和美國，兩地十三至十九歲的學生，數學程度差距，有如美國和非洲學生的差距一樣；中國和其他東亞及日本等國，下載（學習）了大部分西方文明。中國人孩童的教育記憶訓練，遠超過西方的啟發式教育，但是教育到了大學及研究生水準，東方仍然遠落後西方，現在每年仍有大量東方學生赴美留學就是一個顯例。

   英國於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使得政府可以舉債，也開啟了農業改良、商業成長與帝國擴張，金融體制也迅速發展，有了中央銀行和股票市場等制度。英格蘭有了無可比擬的財政資源來用於發動及打贏戰爭。這個金融制度的發明是西方的一大勝利。

英國和法國曾多次作戰，英格蘭國債劇增，一八一五年曾達ＧＤＰ的百分之２６０！但這一舉債，勝利後得到豐厚回收，英格蘭全球帝國主要是靠舉債建立的海軍打下來的！

但是現代的經濟上舉債政策，是一種跨世代的不平等政策，年齡大的一代恣意揮霍，把債留給後代，對年輕人不公平，也是使每一個人受害。而美國政府正在隱瞞巨額債務。

作者認為：「過重的公債是不同世代間社會契約瓦解的徵兆。」

雷根時代立了許多法案，解除「新政」時代對抵押放款的限制，雷根解除管制之後，節儉才漸漸從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中消失。大量消費之後，造成繁榮的外表，西方人民崇尚享受，那由誰去生產呢？

金融體系開始以太少的資本冒太大的風險。

  始於二００七年的金融危機，正源於過度複雜的管制。政府及銀行基於社會和政治的理由，鼓勵提高低收入戶擁有住宅的比例，實際上是在鼓勵低收入戶拿借來的、未避風險的單向的龐大金融當賭注，押在美國房市上。

  而由於中國政府花了數兆美元的人民幣以防止人民幣升值，目的在使中國製造業出口在西方市場保有強大的競爭力；中國大量買進美國國債和政府債券，使得泡沫化的房地產市場更加膨脹。

  美國法治有許多敵人，其中之一是惡法；例如一個「多德─法蘭克法案」，欲透過終止融資紓困來保護美國納稅人，因此得制定兩百四十條規則，執行六十七項調查，發佈二十二份定期報告。

  一九三０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一九七０年代的銀行恐慌和一九八０年代的存放款危機，有如恐龍時代的集體大滅絕。

  作者認為，法治最致命的敵人之一是惡法；美國法治已退化到律師治理的時代。

一八三０年代和四０年代的美國，法國人托克維爾觀察道，是看重自由更甚於平等，這造成經濟上可以有更大的不平等現象；而法國是看重平等更甚於自由，這種偏好產生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弱勢的公民社會，更注意的是經濟上不讓有太大太多的資本家出現；法國將這個模式輸出到亞、非殖民地，帶來很糟的結果。

  中國在帝制時代，中國政府「未對權力的分立有任何安排」；「縣長的職權包山包海，包括三個基本功能，即：制訂規則；執行規則；解決紛爭。」中國政府致力於提供各種公共財，但因高度中央集權化的官僚機構，對於人民非常粗疏對待，低稅賦，有財產保障，但是沒有商業法典；縣長有深厚文學及哲學素養，但對法律不熟悉，只會「尋求折衷方案而非法律裁決」。

清末終於邁入商業社會時，對商人課稅過重，而政府及其代理人權力過大，造成貪腐猖獗，使經濟萎縮。

  但是現代美國有了治理上的問題：二０一一年美國哈佛商學院的一項調查，問校友們是否決定將事業移到美國以外，結果六百零七個對象中只有百分之十六決定將事業留在美國，原因是他們認為美國落後於世界其他國家的前五項是：

一、   政治制度的效能不佳；二、稅法太複雜；三、管制太多；四、

法律架構效率差；五、僱用與解僱上彈性不佳。

一項世界經濟論壇的年度「全球競爭力指數」調查，有十五項目美國得分低於香港；台灣在九項得分高於美國；腐敗一項美國只名列全球第二十一，大大落後給香港和新加坡。

中國河南的一名律師曾發出聲明：「法治以民主為前提；權利以法治為前提；維權以權利為前提；律師以維權為前提。」中國距離法治還很遠，但是中國的經濟改良有驚人的發展，各省間的競爭，已造成一種「市場維持型聯邦制」(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在中國契約是關係性，而非法律性。但是中國的社會仍然不宜引進純歐美式的法律。

雖然美國就是實行法治，但如今美國卻是律師治理 (rule of lawyers)。太過複雜的法律，已距離人民很遠，人人都須要律師保護。

結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倫敦的實質工資是廣州的七倍多；二００五年時，中國工資是美國的二十分之一；預計在二０一二年至二０一五年間，中國工資可成長為美國的五分之一。中國在進步之中，但與美國仍然有很大差距，特別是貧富之間的差距。

二００七年美國人收入排名前百分之一者，收入是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國人的三十倍之多；美國社會的不均日益嚴重。

大城市人的收入較多，但是他們的犯罪率、疾病和污染問題也更嚴重。

擁有地下資源的國家比較富裕，世界地下資源六成在十個國家手中：俄羅斯、美國、澳洲、沙烏地阿拉伯、中國、幾內亞、伊朗、委內瑞拉、南非和哈薩克。這是他們得天獨厚的地方，如果有制度的配合，才能發揮創造更大財富的力量。

西方的學者大都是「警告者」(Alarmists) 或「吹口哨者」(whistle blower)：他們專門研究國家或社會的問題，發掘問題，很少有吹捧自己政府制度者；這本書光看書名，就知應該屬於這一類。

 基本上，這是一本寫給美國人看的書，要美國人知道自己制度的問題及可能的危險。中國最缺少的是這種批評的制度，沒有批評，少有進步，更不能知己知彼，勝敗不戰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