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內政外交方面功績卓著，但他的宗教政策卻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一是此時基督教教義正處於完善成熟階段，紛爭不可避免，難以調和；二是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加劇了教派衝突，皇帝在政教兩邊難以協調；而且皇帝各項舉措所需要的經濟支出對東部省份的強加，直接促使該地區分裂勢力的壯大。

查士丁尼（JustinianΙ, 527～565年）是羅馬帝國晚期拜占庭早期最偉大的皇帝，他統治期間，舉兵西征，收復北非與義大利；編修法典；重建聖索非亞教堂，在內政外交方面功績卓著。時值基督教逐漸成熟的時期，各種教義紛爭充斥社會各個角落。在這種狀況下，查士丁尼打擊異教，排斥異端，調解紛爭，力圖建立教義上統一的教會。他的宗教政策中最核心的問題即調解「一性派」與正統的「查爾西頓派」的紛爭。「一性派」（Monophysitism）認為基督的「人性」已被其「神性」所融合，只表現為一種性質——「神性」，遂稱一性派，盛行於東方的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地。「查爾西頓派」（Chalcedonism）堅持公元451年在查爾西頓召開的第三次基督教大公會議決議，信奉基督神性與人性的共同存在及不可分割性，將「一性派」斥為異端；它的信仰者主要集中在西方和君士坦丁堡。自從五世紀紛爭出現以來，兩派積極爭取皇帝的支持以確立優勢地位，在較量之中互有勝負。到查士丁尼統治時期，教義衝突已趨白熱化，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會引起劇烈的動盪。在這樣的局勢下，查士丁尼卻反覆不定：時而嚴厲鎮壓一性派；時而態度緩和，不斷示好。最終東西方教會分裂，他的種種努力歸於失敗。

查士丁尼的政策按時間可分為四個階段：一、奉命迫害（518～527年）；二、綏靖求全（529～536年）；三、再次迫害（536～548年）；四、拉攏求和（548年以後）。結果教會內部矛盾愈演愈烈，東西裂痕日漸加大。直到642年，亞歷山大主教西留斯代表全教區居民向阿拉伯人投降，拜占庭帝國對東方的統治正式結束，象徵著查士丁尼一性派政策的失敗。對於導致失敗的原因，學者們意見不一，本文盡可能全面地加以分析。

宗教上的迫害

由於一性派問題圍繞著教義分歧展開，因此其失敗原因可以直接從宗教上來尋找。宗教也可以說是雙刃劍，它有時可能幫助統治者鞏固統治，有時也會帶來紛爭，甚至對教會和國家都發生不良的結果。這一不良的後果即教會的分裂和帝國的分裂。

首先，教義紛爭是基督教發展的必然產物，查士丁尼的調解違背發展規律，必然導致失敗。一性派的出現是基督教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在它前後還有許多異端派別。比較著名的有四世紀的阿里烏派以及比一性派稍早的聶斯托里派。這幾次規模較大的異端運動歸根究底所解決的都是一個問題，即圍繞著「三位一體」信仰的理解。針對阿里烏(Arius，約250－336年)認為基督是「被造」的觀點，325年尼西亞的第一次基督教大公會加以反駁，頒布《尼西亞信經》，肯定對基督與聖靈的信仰並在第二次大公會議上明確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存在得到肯定。五世紀的時候，針對三位一體中基督的神性與人性的理解再次出現分歧，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聶斯托里(Nestorius，381－451年)認為兩者已經分離，並分別構成了兩個位格，其人性是由瑪利亞所生，而其神性是來自上帝，非人母所生，所以瑪利亞是「人母」而非「神母」。亞歷山大主教西瑞爾(Cyril，412－444年在任)確信「基督裡的人性已經完全成為神性，此兩性是集中在『道』的一個統一存在，一個具體的存在」，他的觀點後來發展成為一性派。這兩種派別互相攻訐，指斥對方為異端，但是他們的觀點都遭到羅馬教會的反對，因此431年聶斯托里派被驅逐；451年一性派被指為異端。聶斯托里派被驅逐到波斯，後來傳布到東方，在唐朝到達我國，稱為景教。而一性派借助於在東部省區的強大影響力與查爾西頓派展開激烈的抗爭。

本質上，這幾次教義爭論是基督教教義自我完善的過程。基督教本身結合了東方的神秘主義與西方的現實主義，上帝無所不在、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正是神秘主義的體現，而上帝之子基督則反應的是現實主義的影響。這兩種體系的結合必然會導致某些理解傾向神秘主義或現實主義，一性派、阿里烏派和聶斯托里派雖然教義不同，有的甚至彼此敵對，但都屬於東方神秘主義的範疇，都對基督的權威構成威脅，所以必然會遭到反對。但是在基督教發展過程中，這些階段又是必然的。神秘主義和現實主義分屬於東西方不同的文化系統，它們的碰撞必然產生多種多樣的結果，各個地區不同的文化人群對教義的理解自然也千差萬別。然而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並不允許在基督教中存在，在基督教的信仰中，通往天堂的路有且只有一條，些許差別就可能導致墮入地獄，故而必須要在各種理解當中確立一條正統的信仰。在「正統」意識的影響下，各個教派展開激烈爭論，有時甚至流血戰爭，就是為了維護自己所信仰教義的正確性。對於這種教義紛爭，查士丁尼無論採取何種的措施，必然會引起某一派的不滿，根本無法實現統一的目的。

其次，教義紛爭所涉及地域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這也是查士丁尼政策難以實施的原因之一。堅持查爾西頓教義的教徒主要集中在西部，這些包括義大利、高盧和北非在內的地區，這裡的文化思辨傳統本不及希臘地區濃厚；後因日爾曼人入侵，它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領域都嚴重地倒退。儘管西方也曾出現一些學識淵博的學者，但總體理性思辨相對淡薄，因而傾向於維護單純的信仰和教義，反對對信仰過多的理性分析。而一性派所在的東方擁有濃重的文化氛圍，那裡理性思辨盛行，安條克是亞里斯多德思想的中心，亞歷山大則是柏拉圖主義的研究中心，這裡深厚的希臘哲學影響到教士們對教義的理解，例如一性論就帶有強烈的柏拉圖主義色彩。這種地域間的文化差異由來已久，它深深地影響著當地人們的思想意識，使他們在氣質、行事方面差別很大，這種差別是皇帝無法左右的，因此他也無法彌補這種差異導致的教義紛爭。

最後，民眾對信仰十分狂熱，教義調解極其困難。這個時期整個帝國都彌漫著濃厚的宗教氣息，人們在街頭巷尾、市場商店無休無止地辯論著神學問題，甚至於顧客問及商品的價格時，店主竟回答「三位一體」。各種派別的教徒認為凡是與自己觀點不同者都是異端，要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懲罰：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聶斯脫里在428年就曾激動地祈禱：「給我，哦，愷撒！給我一個沒有異端邪說的地球，我便將給你一個天國作為交換；和我一起消滅所有的異端邪說派，我便和你一起消滅所有的波斯人！」此時基督徒對異己的仇恨已經到達一種極至，任何稍有妥協傾向的行為都會受到猛烈攻擊。人們的宗教狂信被當時一位元嚴肅的主教記錄下來：「亞歷山大里亞以及全埃及的人民都陷入了一種離奇的瘋狂當中：大人物和小人物、奴隸和自由人、僧侶和教士，以及反對查爾西頓的本地人，全都失去說話和理解事物的能力，一律只能像狗一樣狂吠。」這種宗教熱情致使教義紛爭異常激烈，查士丁尼的調解政策無濟於事。

通過以上分析瞭解到基督教教義紛爭不但異常激烈，而且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些因素致使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必然失敗。然而左右著查士丁尼政策還有許多因素，由於拜占庭社會宗教一直隸屬於政治生活，所以可以進一步從政治上來分析和解答這個問題。

政治上的迫害

查士丁尼的理想是建立統一的帝國、統一的疆域和統一的教會，雖然教會事務享有一定獨立性，但它仍受制於皇帝的政治權力。可以說政治因素是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敗的直接原因。

首先，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受到政治局勢的嚴重影響，致使政策前後不一，引來問題無數。例如查士丁尼統治早期為了緩和一性派對政府的敵意，任命一性派教徒安提密阿為安條克大主教，不過，後來為了獲得義大利戰場上羅馬教會的支持，對一性派進行殘酷的鎮壓：把遭到羅馬大主教譴責的安提密阿逐出首都，焚毀其著作；不僅如此，他還罷免頑固的亞歷山大主教，接連任命兩位堅定的查爾西頓派教士做亞歷山大主教。查士丁尼的鎮壓使一性派遭到巨創。另一方面，他的皇后西奧多拉暗中保護一性派，其中有位敘利亞人雅各‧巴拉德烏斯(Jacob Baradaeus，約490－578年)，創立了以反帝著稱的雅各教會。皇后保護一性派的行為顯然沒有受到皇帝的阻止，因此查爾西頓派對此極為不滿。通過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查士丁尼的政策由於數次妥協，不但沒有達到緩和兩派矛盾的目的，反而同時引起雙方的不滿，使問題更加嚴重。

其次，皇帝對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支持反而激化查爾西頓派與一性派的矛盾。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24－337年在位)為基督教正名的同時，設立了五大教區：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安條克和耶路撒冷，其中羅馬教會因其創建者彼得掌管通往天堂的鑰匙，自然成為教區之首；富庶的亞歷山大與安條克不斷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君士坦丁堡本是一座小城，新首都的建立賦予它並列五大教區的資格以及各種壯大的機會。羅馬帝國轉向拜占庭帝國的一個特徵就是政治上的君主集權，政治上的集權要求宗教領域的集權，即一個擁有最高權力的教會。為此，五大教區展開影響力的競爭，其中，君士坦丁堡教區因為擁有帝國政府和皇帝的支持，它的擴張最為有效。最終，受到皇權眷顧的君士坦丁堡教會逐漸成為東部教會的首領。這種擴張本質上是皇權崇高性的反映，由於位於首都，沐浴著皇權的照耀，首都教會才有足夠的力量進行擴張；同時，皇帝也為了強化自己的尊貴也提高它的地位。查士丁尼曾明確肯定君士坦丁堡教會的地位，「最神聖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轄區，新羅馬，在最聖潔的舊羅馬的使徒教會之後，位居第二」。不幸的是，皇帝對君士坦丁堡教會擴張的支持加劇了一性派的分裂。

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擴張是一性派問題產生並激化的直接原因。第一，教會間的權力對抗加大了教義分歧。以一性派為例，它的出現除了教義理解的差異外，還基於亞歷山大主教對君士坦丁堡大教長的嫉妒和仇恨，「他嫉妒他們所處的沐浴於皇家宮廷的陽光之中的幸運的地位；他又害怕他們對歐洲和亞洲的大都市進行壓迫，對安條克和亞歷山大里亞行省進行侵略，以帝國的邊界為其教區邊界的暴發的野心」。因此，圍繞著一性派的紛爭就包含著東方教會對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抵制。第二、教會間的權力對抗使教義分歧演化為激烈的社會運動。仍然以一性派為例，君士坦丁堡附近一所修道院的院長尤提齊斯主張一性論，導致當時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與亞歷山大主教互相攻擊，衝突升級為政治鬥爭。第三，查爾西頓會議對君士坦丁堡教會最高地位的確立激化了一性派問題。一性派對查爾西頓會議的不滿不但因為它被斥為異端，還在於該會議正式賦予君士坦丁堡教會東部首領的地位。它將亞歷山大教會、安條克教會和耶路撒冷教會置於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權力之下，使教會矛盾迅速激化埃及和敘利亞的教會從此拒絕使用希臘語，而採用當地的語言來記事和傳播一性派教義。在這樣的背景下，皇帝作為君士坦丁堡教會的代言人自然無法解決根源於它的宗教衝突。

最後，皇帝強化皇權對教權的至尊權的措施激起整個教會領域對其宗教政策的抵制。皇權對教權的至尊權在四世紀早期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時就已確立，其主要表現為：一、控制召開基督教大會的權力；二、控制基督教高級教職人員的任免權；三、控制調解和仲裁教會爭端的權力。查士丁尼則把皇權的至尊權發揮到極至，高度強化皇帝對教會事務的控制：他強行召開第五次基督教大會；多次任免五大教區的主教，甚至囚禁羅馬大主教；插手教會的內務管理，事無巨細他都以法令的形式加以規範，從而把教會完全置於皇帝的控制之下。然而，教權正在急速膨脹，早在五世紀，教會就已經開始直接表達對皇帝政策的不滿。對查士丁尼的強權，教會也有相應的反抗，西方教士抱怨戰爭帶來的破壞，拒絕接受第五次宗教會議決議，不與皇帝任命的羅馬大主教交往。查士丁尼死後不久，羅馬大主教公然與皇帝分庭抗禮，迫使皇帝承認其「基督教教規最高捍衛者」的地位。而東方的教會也早已對皇帝失去信心。在這個權力鬥爭的過程中，教會與帝國積累了重重矛盾。

由上觀之，政治對教義紛爭的影響不僅不利於解決教派衝突，反而使衝突更加尖銳，查士丁尼在政治局勢面前的妥協以及他極力對宗教事務的插手，恰恰使他的宗教政策更加難以實施，從而直接促成了他的失敗和教會的分裂。

經濟上的窘困

除宗教和政治因素外，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敗的根本在於經濟原因。三世紀大危機以來，西方迅速衰落，帝國的經濟重心東移，查士丁尼各項重大舉措的花費幾乎都來自東方，為此，他緊緊控制著東方的經濟命脈，給當地人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在沉重的經濟剝削下，一性派成為東方人民反對帝國統治的旗幟，而查士丁尼對教義衝突的調解，完全忽視當地民眾的經濟要求，反而變本加厲，從而決定他宗教政策的必然失敗。

首先，查士丁尼打擊大地主的經濟力量。當時，帝國的財富主要集中在東方，同時富商也集中於東方。那裡的大地產主擁有大量土地，甚至形成自己獨立的管理體系，直接威脅中央統治。例如查士丁尼時期，埃及的阿丕安家族(Apion)擁有許多村莊和大量工作人員、管家及書記員，有收稅官，制定自己的政策，甚至設立私人監獄。同時皇帝由於大興土木和連年戰爭，資金極度短缺，西部的遠征軍從將軍到士兵所有人的軍餉不但一再縮減，還長期拖欠，引起數次軍變。為此，查士丁尼嚴厲打擊和限制大地產主：干預產業繼承；給大地主強加罪名，以沒收其財產；並以懲罰異端為口實沒收教會和修道院的地產。東方的上層社會不僅是財富的主要持有者，還是一性派的領導力量之一，查士丁尼對他們的經濟迫害直接導致一性派與帝國的對抗。

其次，查士丁尼還加強了對下層人民的壓迫，從而不僅觸怒了一性派領導群體的利益，而且還損害幾乎所有普通一性派信徒的利益。他強行解除佃農對大地產主的依附，把他們重新定為自由農，既保證了帝國的財政收入，又為他的戰爭和建築提供勞動力。因為還原為自由農之後，農民的小塊土地根本無法滿足幾個成年人的生計，為此，許多年輕人不得不自願加入遠征軍開赴西部戰場。但是自由農的生活非常艱苦，以埃及的自由農為例，他們擁有小部分土地，居於城市，參與城市的生活與管理。當大地產主和教會紛紛享受豁免權後，沉重的稅額落在他們身上，繳納國稅之後，所剩已然無幾；又添徵稅官橫徵暴斂，所以許多自由農甘願放棄小塊土地，充任大地產主的佃農，從而擺脫對帝國的納稅義務，但皇帝的政策又使他們不得不重新擔起沉重的負擔。

農民們所承擔的負擔具體地主要表現在沉重的稅額和糧食供應兩方面。查士丁尼多次增稅和提高稅額，且比舊制度更加嚴苛。東方各地所承擔的稅額之重以至於肥沃的土地也只能從每份土地中獲得些許盈餘，更大的利潤只能通過免稅和加重租金才能實現。但只有貴族、高級官吏和教會才有免稅權，平民只能在沉重的稅制下勉強度日，甚至連賣掉土地作雇農的權力也被剝奪。在糧食供應方面農民也承擔著重負。埃及一直以來都是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圍地區的糧倉，每年要向那裡輸出650萬磅穀物，皇帝還親自改組亞歷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間的大量穀物貿易，以低價運出埃及。此外，軍糧供應也來自東方，以村莊為單位定期繳納，一個村莊大約需要繳納6090公升麥子和許多肉，負擔極其沉重。總之，羅馬人在埃及統治的最後一個世紀中，埃及給人的是一個「絕對的貧困」的印象：土地為寺院和教會占有，帝國賦稅的負擔重重地壓在身上。皇帝的強權和經濟壓迫引起強烈不滿，這種不滿彌漫成整個東部對希臘統治的厭惡，在他們看來，拜占庭帝國的統治「在政治上是一個外人的壓迫，在經濟上是一個外人的剝削」，在宗教上是背離了上帝信仰的異端。

由此可見，長期以來帝國對東方的經濟壓迫已經種下了東方地區的分裂，一性派只是這種意願在宗教領域的表現，查士丁尼沒有從經濟著手，反而在調解教義紛爭的同時加重經濟剝削，必然導致他宗教政策的失敗。

總之，查士丁尼宗教政策的失敗原因很多。一方面他違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教義紛爭的年代試圖統一教義；另一方面還多次為了政治目的而妥協；更重要的是他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源——經濟問題，從而必然導致他宗教政策的失敗。正如帝國東西部終將分裂一樣，東方教會必將與羅馬教會分離，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東部地區因一性派問題與帝國和羅馬教會的分裂，恰恰是東西方教會分裂的前奏，查士丁尼不自覺地促成了這一歷史的發展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