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房間在租給我之前原本是很凌亂的，你也是知道的，但是如果你堅持一定要我打掃，我也不會介意的。」我又一次滿足了她對我的期待，不過這當然也是經過我精算過後的結果，要是我還繼續跟她死纏爛打的下場應該就是趕不上飛往阿德雷德的班機，我沒有時間與她閒聊的，不然我大可以把我跟那位印度籍前房東鬥法的本事拿出來的，那位印度籍的房東故意在我搬離之前苛扣我的押金，於是我別無選擇地上法院遞狀，他大概也料想不到我會這麼做，因為絕大多數的留學生對於這種事情都是隱忍的居多，可是他卻沒想到我之於一位full time的博士生有著無窮的精力與時間，於是最後我連本帶利的拿回了我的押金，至於精神賠償方面我則放了那位無知的印度人一馬，當法院強制從他的薪資帳戶中扣下賠償我的金額時，他竟想私下和解，多麼無知的一位印度會計啊！當初我也曾經告知對方任職的公司說該印度人之於一位會計有著道德及法律上的嚴重瑕疵，他的華裔主管倒也一如預期地說「這是您與P先生的糾紛，我們無權過問。」，問題是當法院的文件抵達該公司時，那位主管卻又寫信過來「誠懇地」道歉，一位會計一旦涉入這種「詐騙」案件中，他的主管 (至少在正常的國家中是這樣的)都應該深受「威脅」才對，只可惜那位華裔主管一開始便擺出令人感到厭煩的「庸人自擾」態勢，至於之後的滿盤皆輸，我也只能說他們過於輕敵，只不過這輕敵的劣習卻在大多數人的血液裡流竄著，人真的是一種很奇怪的生物啊！ 

那是我在雪梨的最後一夜，飛機是清晨六點起飛的，而我得趕在大約四點抵達機場，儘管我住的地方離機場很近，但是要在清晨四點出門總讓我感到莫名的緊張。

阿德雷德！

我對於阿德雷德的印象有著些許的模糊，或許只是因為經過，我前後僅僅只是在那裡小住罷了，相較於雪梨的三年，阿德雷德的一週顯然是不夠的。一如往常，我信步走在阿德雷德的街上，我沒有什麼理想的午後，至於搜索枯腸的心情當然也是沒有的，我只是將自己所看見的利用底片的顯影表現出來而已，如此而已，我甚至厭惡將什麼旅行或是攝影或是學術講成一種偉大的理念，偶爾我會認為那種樣式的寫作簡直是一種矯揉造作，這多半與我自己懶散的惰性有關，比如一開始我寫日記的，但是到了29歲之後就懶得爬梳自己的心情，日記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週記，接著週記也經常缺席，甚至我只在心情不佳時才會動筆寫下「今日心情惡劣」，於是心情惡劣成了週記的基本款式，其他更為精簡的有「今日很悶」「今日很無聊」之類的，我猜可能是因為體察出自己早過了青春的年華，於是總之今天與昨天並沒有什麼互異的地方，這樣說來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這可能也不過是應了佛經上說的「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但是我卻又不信佛。比如，一開始，我也寫我自己的旅行，但是到了緬甸之後，我竟然就以隻字片語隨便地帶過，不，應該說是從紐西蘭之後，這種懶散當然也從紐西蘭蔓延到了澳洲，在整個澳洲的旅行裡我並沒有「認真」的記下什麼，我得承認過去的我的確很喜歡記下些什麼的，像是想把瞬間引爆的煙花收在黑夜，或是說不願意承認其實所有的瞬間到了後來只是某種很模糊的記憶，於是我經常在寫，最後竟然成了許多人認定中的作家，我的大學老師甚至這樣說「我怎麼可能與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辯論呢？」，他的意思應該是說「我怎麼可能辯贏一位暢銷作家呢？」，詭異的是我從來就不是一位暢銷作家，而且我所寫的那些文章多半都不是很暢銷，其實，我倒也很喜歡這種情況，犬儒一點來說吧！我從來就不喜歡「暢銷」這兩個字，我總覺得「暢銷」是低俗的同義詞，因此每當有人以暢銷這兩個字恭維我時，我從不覺得開心或是快樂的。

我也不清楚自己的攝影之道該如何詮釋，或許有人會認為這種說法很不負責任，畢竟我寫過幾本關於攝影論述的書籍，書中所講的多半是我對於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的看法，當然，我是相信決定性瞬間的，但是，我卻也認為不管我怎麼解釋，我的攝影之道不會開朗明亮，相反的，它可能像是霧一般──越大越模糊，但是這也不單單是我個人的問題，因為就連Henri Cartier-Bresson也沒把這個概念說清楚，就像是王國維講「境界」時，他不也從頭到尾沒有把所謂的「境界」說盡了。

不管如何，我記得雪梨也有那隻花豹，但是牠出現的場景不是在麥當勞，我不知道那些阿德雷德的人們吃著麥當勞速食的同時是否也介意花豹的窺探，或是說長頸鹿是否介意自己被移駕到人類的城市裡，我記得雪梨也有那樣的長頸鹿，或者，那兩位中學女生還是否介意農場的豬與他們一同閒聊心事，或者，牠們對於人類又有何種看法？狡詐？肉食性？或是天真爛漫？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與其說人是萬物之靈，不如說是萬物皆有靈性，唯獨人類缺乏這種與天契合的個性，至少我認為多數人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