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6/09/29 05:07:11瀏覽169｜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止庵的《懷沙集》-1 書名：懷沙集 作者：止庵 出版社：三民書局 出版日期：2003/2 逝去的生命常會泛起我們記憶的漣漪，不過記憶的片段卻在時間的流逝中逐漸模糊了。「懷沙」，正是作者對於已逝的父親──詩人沙鷗先生的一點懷念。誠如作者所言：「當生命結束，才華就是生命唯一的延續。」作者透過對父親詩集的細細咀嚼，娓娓道來他對父親的思情。 因著父親是一位詩人的緣故，在他的鼓勵下，作者開始學習寫詩、寫文章，並且熱中於讀書。在本書中，可以看到作者對於閱讀獨到的眼光，總能侃侃而談，信手拈來。 【Excerpt】 〈關於「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已經成了一個專有名詞，特指周樹人（魯迅）與周作人。說來天下姓周的兄弟該有不少，難得用上這個稱呼；紹興這家兄弟不止兩位，別人也無法闌入。這麽說彷彿不大講理，但是的確如此。「周氏兄弟」的說法，最早還是由他自己提出。一九〇九年三月《域外小說集》第一集出版，即署名「會稽周氏兄弟纂譯」。當然這多半只是陳述事實而已。不過序言稱：「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可以認為是這本書的特色所在，亦未始不可看做譯者的一種姿態。後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獨特貢獻，至少有一方面是在這裏。 代表「文術新宗」的周氏兄弟未免登場太早，「華土」一時不能消受；他們之引起普遍注目，還要等上八九年以後。屆時二人皆已在文化中心北京；蔡元培出掌北大，陳獨秀主編《新青年》，為他們提供了充分的舞臺。似乎「周氏兄弟」一說很快就在一個圈子裏流行了。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三號發表劉半農〈除夕〉一詩，有云： 主人周氏兄弟，與我談天，—— 欲招繆撒，欲造「蒲鞭」， 說今年已盡，這等事，待來年。 劉氏自注：「(一)繆撒，拉丁文作“Musa”，希臘「九藝女神之一」，掌文藝美術者也。(二)「蒲鞭」一欄，日本雜誌中有之，蓋與「介紹新刊」對待，用消極法督促編譯界之進步者。 余與周氏兄弟（豫才，啟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設此欄之意，惟一時恐有窒礙，未易實行耳。」錢玄同是周氏兄弟特別是魯迅投身新文學運動的有力促進者，多年之後說： 「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胡適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記也寫道：「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鑑賞力與創造力，而啟明的鑑賞力雖佳，創作較少。」 這些人不約而同地談到「周氏兄弟」，顯然首先是將他們看做一個整體；這裏「周氏兄弟」這一概念，涵蓋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學活動上的某些共性。雖然他們實際上各有所長，魯迅之於小說創作，周作人之於文學翻譯、文學理論、新詩創作和散文創作，分別代表當時的最高水平。但是這都可以看做是「周氏兄弟」這一整體所取得的成就。 而且二人的文學活動一時原本不能截然分開，周作人那「中國新詩的第一首傑作」的〈小河〉，曾經魯迅修改；魯迅為《域外小說集》新版作序，署名周作人；周作人的幾篇雜感，後來也收入魯迅的集子《熱風》。 「周氏兄弟」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幾乎與整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相始終。其實二人間的親情，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即告斷絕，世上從此已無周氏兄弟。然而恰恰是在其後一段時期，「周氏兄弟」被他們的同志，尤其是被論戰的對手一再相提並論，如陳源說：「先生兄弟兩位捏造的事實、傳布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多一個少一個也不打緊，…..」（《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西瀅致豈明》）後來馮乃超攻擊魯迅，也說：「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藝術與社會生活》）從而賦予了「周氏兄弟」以超越於實際意義之上的文化意義。「周氏兄弟」已經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 在「周氏兄弟」成為一個純粹的文化概念的過程中，一本二人均積極參與的雜誌《語絲》起了重要作用。《語絲》前一百五十六期，周作人事實上負全責，而魯迅為主要撰稿人之一；雜誌在北京被禁，移至上海再辦，由魯迅主持，周作人發表文章仍然不少。他偶在各自開墾自己的園地（魯迅是《野草》，周作人是〈茶話〉等）的同時，經常共同出擊，或彼此呼應。及至魯迅編完《語絲》第四卷後，交卸編輯職務，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此二人很少在同一場合發言，「周氏兄弟」失去了共同語境。 另一方面，他們的立場和態度也有所變化。魯迅「進」到社會批判，周作人「退」為文化批判。然而魯知的社會批判有文化批判做底子，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也不無社會批判的象徵意義。三十年代，二人已經分屬左翼與自由主義這樣不同的文化陣營，時而互相不點名地以筆墨相譏。在當時人們的論說中他們很少再被一併提起，作為文化現象和文化概念的「周氏兄弟」其實已經不復存在。雖然對一般受眾來說，感受恐怕還要滯後一點。張中行有番回憶：「……於是轉而看所謂新文學著作，自然放不過周氏兄弟。一位長槍短劍，一位細雨和風，我都喜歡。」（〈再談苦雨齋〉）正是一個好例子。 然而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論，二人之間亦未必處處針鋒相對。周作人為左翼批評家所批評的〈五十自壽詩〉，魯迅在私人通信（一九三四年）中曾予以辯護；周作人則至少有兩次在公開場合談及魯迅，一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年），一為〈閒話日本文學〉（一九三四年），均無惡意。魯迅一九三六年去世，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斷絕多年的兄弟關係。周作人寫了〈關於魯迅〉和〈關於魯迅之二〉以為紀念。此後他在文章中不時提到「先兄豫才」（〈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一九三六年）或「家樹人」（〈玄同紀念〉，一九三九年）。在〈苦口甘口〉（一九四三年）和《兩個鬼的文章》（一九四五年）中談及五四先驅，一次說「胡陳魯劉諸公」，一次說「陳獨秀錢玄同魯迅諸人」。而他之記述魯迅前期生活和揭示魯迅作品原型，亦始於〈關於范愛農〉（一九三八年）和〈關於阿Q〉（一九三九年），後來則分別有《魯迅的故家》（一九五三年）和《魯迅小說裏的人物》（一九五四年）兩本書面世。這是一點題外話了。 八十年代以後，周作人著作重行出版，魯迅著作則長盛不衰，「周氏兄弟」逐漸又被論家和讀者提起。現在使用這一文化概念，實際上既不同於五四前後，又不同於二十年代；並不單單針對他們的某一時期，亦不限於散文創作而是首先作為一個整體對二人全文學和思想上的建樹加以把握，在此前提下再來考慮到具體的異同。曹聚仁也講過似的意思：「周氏兄弟，在若干方面，其相同之點，還比相異性顯著得多。」《《文壇五十年》「周氏兄弟」一語至少有三個意義：一，他們取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代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主要方向；二，他們堅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態度；三，他們擁有世界文明的廣闊視野。「周氏兄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代名詞。歷史上有過「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賢」、「李杜」、「元白」、「唐宋八大家」、「前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等說法；作為某一文學巔峰時代最主要的代表，大約只有「李杜」與之具有同等份量。我不知道新版《辭海》有無「周氏兄弟」的條目，如果沒有，恐怕應該添上罷。 二〇〇〇年八月一日 |
|
|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