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之行（ㄒ一ㄥˋ）－台灣豬頭（三續）

台灣的司法結構是「罪行法定主義」，意思是說一個行為是否觸法或犯罪，要看法律條文中有沒有明定，所以近10年來讓台灣治安及道德水平急速惡化的主因是所有的官員及媒體眾口鑠金的強調「無法可罰」。

意思說，民眾如果這樣做，即使讓人不爽，但是不犯法！你找不到適合的法條來定罪！警察及治安機關不管這種沒有績效的事情，上告到地檢署，保證獲得「不起訴處分」，上告到法院，保證獲得「不受理」，不過似乎幾年前的刑事訴訟法大修之後，個人已經不能直接上告到法院，必須委託律師代理，為什麼呢？主要的觀點是『打造「金字塔化」的訴訟體制』。以下是網路搜尋的內容，不代表西行者的立場。

【刑事訴訟法百年回顧與前瞻】http://www2.wunan.com.tw/download/preview/1T62.PDF

『訴訟制度的改革須同時建立法律扶助制度

打造「金字塔化」的訴訟體制，歸根究底就是落實保障人民的訴訟權，提供公平又有效率的司法環境。就民事訴訟而言，重點在於推行民事事件審理集中化，使第一審成為事實審判中心，第二審採事後審或嚴格限制的續審制，第三審採嚴格法律審。就刑事訴訟而言，重點在於採取嚴謹證據法則，強化被告人權保障，落實檢察官全程蒞庭論告，採行交互詰問，自訴強制律師代理等。以上種種健全訴訟制度之措施，主要用意在於訴訟能夠迅速合理的發現事實、解決爭議，既能保障人民的訴訟權，又能減少上訴比例。否則成為金字塔頂端的第三審勢必無法光靠解決積案，即可在組織上精簡。然而這些保障人民訴訟權的制度改革，若無法同時推行法律扶助制度，以落實訴訟上的「武器平等」原則，則人民訴訟權的保障將淪為空談。試問，民事訴訟的當事人若無律師代理，一旦涉及複雜的法律或事實爭議，其如何在準備程序中進行「爭點之整理」，難道僅靠審判長行使闡明權嗎？刑事訴訟的被告若無辯護人協助，又非刑事訴訟法第31條規定的強制辯護案件，其又如何順利進行交互詰問？但並非有需要的當事人，皆有能力委任律師，故沒有完整的法律扶助制度，除了無法落實上述訴訟制度之改革精神外，也使得人民訴訟權保障中的「武器平等原則」徒託空言，亦為目前司法改革當務之急。』（摘自【建構「金字塔化」，司法體系外的思考】吳志光 民間司改會常務執行委員、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http://www.jrf.org.tw/newjrf/RTE/myform_detail2.asp?id=1399）（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的相關修正及增訂條文，後經總統於86年12月19日及87年1月21日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憲法第16條不是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西行者天真的推敲，可能是中華民國憲法中沒有明白規定「直接訴訟之權」吧！所以訴訟之權必須委託警察、檢察官或律師才能行使吧！

執行公路正義 卻被嫌「搶錢」…

【2012-10-15/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陳國恩／台灣警察學術研究學會副理事長（台北市】

有感貴報「公路正義」專題報導，展現媒體關懷社會之正面效應並獲得廣大迴響。為改善交通秩序，輿論要求警察落實執法的同時，亦常聽聞「警察搶錢」、「偷拍」之詞，刺耳的語言特別容易挑動民粹神經，易使民眾曲解執法之正面價值，對於執行公路正義的執法者而言亦是一種戕害。

事實上，警方執法並非如刻板印象不斷增加「搶錢」件數。交通違規取締件數從民國八十九年的二一七九萬餘件，至去年減至七七九萬餘件，減少達六十四％；而Ａ１車禍死亡人數，自九十五年三一四○人，降至去年二一一七人，減少亦達卅二‧五％。顯見交通執法能促使民眾養成守法習慣，取締及肇事件數亦能逐漸降低。執法者霹靂手段背後是菩薩心腸，媒體似不應常以「搶錢」激化民眾與警察對立觀感。

另外，員警於道路上依法逕行舉發，不能因沒讓違規者發現，就以「偷拍」、「搶錢」相繩。美國警察經常利用駕駛人看不到的空間守株待兔，以塑造民眾感受隨時會有警察不預期出現之警覺，而營造行車秩序；民眾若未能守法，卻指責員警「偷拍」，實不可取。惟警方對於違規事實認定，除應符合法定程序與要件外，更應詳細審核、仔細認證，顧及比例原則及社會觀感，以避免衍生爭議。

交通安全，在執法之外，更需全民支持。今年六月以來取締酒駕違規之月平均件數增加四十八‧四三％，酒駕肇事死亡人數每月平均減少九人（減少廿五‧七一％），執法效果明顯；然全民反酒駕共識的推波助瀾功不可沒。

交通執法目的是救命而非搶錢，逕行舉發係屬依法作為而非偷拍，此等觀念若能釐清，建立守法遵法態度，實現公路正義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