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學  與  歷  史   台南一中  張力中 老師

話劇「少康中興」裡，為了鼓舞左右士氣，少康慷慨激昂地訓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於是，觀者失笑。 

文學中的史誤

        秦始皇誇說：破六國、取天下，朕早就「 胸有成竹」（※中視戲劇「一代暴君」）；甄宓斜倚榻上，其身後屏風，赫然寫著東坡〈水調歌頭〉（※電影「洛神」）。唉喲！簡直亂了套。無獨有偶，關羽高坐皋比（※披蒙虎皮的座椅）讀春秋，劉邦抽出信函裡的軍情戰報，馬致遠〈三醉岳陽樓〉（※寫唐朝呂洞賓的故事），卻援引佛印與蘇軾的典故。欸，戲劇中顛倒歷史，真是離譜啊！

其實，在古人文集中，也經常發現這類「趣事」，例如吳承恩《西遊記》第九回形容袁守誠的卜卦店，有詩句：「兩邊羅列王維畫，座上高懸鬼谷形」。試問：唐太宗貞觀年間，怎能掛出王維（※王維生於武后長安元年）的畫呢？《紅樓夢》第四十回裏，探春房中掛著顏真卿寫的五言對聯真迹：「煙霞閑骨格，泉石野生涯。」這樣通嗎？（※據宋˙張唐英撰《蜀檮杌》所載：五代後蜀君主孟昶於歲餘日，題桃符版於寢門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是爲後世楹聯之始。）

不僅如此，《世說新語˙捷悟篇》載記：「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曹娥碑在浙江上虞（※時屬孫吳），魏武帝曹操居然能親臨其地；《水滸傳》裏西門慶手拿摺扇，然而，摺扇在明朝才興盛於文士之間；其他如高明的〈琵琶記〉，則讓漢朝蔡伯喈談到唐太宗；〈秋胡戲妻〉變文中，春秋時代的秋胡，卻讀過《昭明文選》……等，大概也都是「宋版本草綱目」或「吳道子寫真六一居士圖」之類，令人笑煞！ 

        古今中外，類似這般「歷史的玩笑」，實在太多了，難怪歷史學家要發火，痛詆這些「張飛大戰岳飛」的荒唐事；但是，文學家也有答辯，如凌廷堪《校禮堂詩集˙卷二˙論曲絕句》說：「若使硜硜徵史傳，元人格律逐飛蓬。」俞萬春也於《蕩寇志》第一回說：「稗官筆墨遊戲，只圖紙上熱鬧，不妨捏造；不比秀才對策，定要認真。」誠然，文學創作不僅是筆墨遊戲，它寓言十九，設喻無方，本屬虛擬之辭，不必太求甚解；如果非要求真，考證文章言辭是否合乎歷史，那麼，許多文學作品都不足觀顧了。

文學與歷史

        然而，文學可以我行我素、完全不管歷史嗎？當然不行。首先，講究詩文考據的名家就無法茍同。其次，文人選取史料來表意，讀者固然可以得魚忘筌，不計較時空真偽；但是，辭章本身卻仍具有歷史客觀性，不能隨便捏造。比方說，我們不能篡寫大流士殲滅了亞歷山大大帝，也不能編派龐涓殺了孫臏。第三、作者選取某個歷史時空來建構作品，不論該內容是否吻合完全之真，它彰明了作者的史觀史識，本身便具有歷史意義，也影響後人對歷史的認知。因此，作者創作時，必須對文學、對歷史同時負責。 

第四、文學所展現的歷史，不管其是否符合實情，它都會使「歷史之真」更充滿辯證的多重意義，例如，《三國志》是歷史記載，《三國演義》是文學作品，對正統的主張，二者大異其趣；對照下，可凸顯該期歷史有多重意義與可能，並非單一不破。第五、文學作品與歷史記載，很難說何者為「歷史之真」，事實上，應該是同時為真。例如：《漢武故事》、《搜神記》二書，古代就隸屬史部起居注和雜傳類；而唐傳奇〈謝小娥〉被採入唐史，它究竟該算是小說還是歷史呢？此外，李昉《文苑英華》紀錄隋唐各家撰述，不過，文章難說皆與史事無關，因此，它也可視之為史料。第六、同理可知，史書便是文學作品，文學作品便是史書。《左傳》、《史記》之類，固不必說，如《酉陽雜俎》、《杜工部詩集》等等，莫不皆然。所以，古人論詩，便以「詩史」最高的目標。 

        為解釋詩、史何以在性質上相近、相合，部分文學評論家主張：詩、史同源。清代章學誠便力持「六經皆史」說，極言《詩經》本是史書；又有人援引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肯定詩與史冊具有相同的性質與功能，僅在體製形式略有差異而已。這些講法耐人尋味，頗能讓我們深思：歷史到底是什麼？歷史的理解及寫作如何構成？

文史想像與意義

所謂歷史，是現在已經不存在的事物及狀況。但是，既已不存在，我們如何知道？又如何判斷或確信它為真？一般人總會說：根據古代留下來的史料呀！柯林烏德（Collingwood）批駁說：「歷史的建構，來自想像；它完全不受制於所謂的史料，史家對過去歷史的了解，每個細節都是想像的產物。」所以，一切的歷史都是現代史。就建構原理及形成的起源上說，歷史與文學皆為想像之作，而其目的，也都在於指陳意義，而不在敘述事實。 

        例如，晉靈公失道，《左傳˙宣公二年》記載：「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閉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上述史事，當非事實！因為鉏麑潛入行刺，並未被人發現，而趙宣子又在打盹；既無遺書，又無遺言，鉏麑自盡前之心思，誰能知之？眼盲的《左傳》作者左丘明，怎可能「看」的比天下人透徹？同理，歷史上許多不可能有第二者第三者知道的秘密，被史官紀錄在史冊上，皆是憑藉想像力的運作，而非事實的證驗。 

        〈長恨歌〉中，唐明皇與楊貴妃許下盟諾：「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結連理枝。」想想看，該詩篇才說過：「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那麼，白居易是如何知曉「無人私語」的誓詞呢？又，僖公廿八年《春秋》經文記載：「天王狩于河陽。」果真是行獵嗎？抑或是周天子辱從晉文公之召呢？然而，文史撰述者為什麼要運用想像力施巧弄詭呢？無他，為了顯示意義的追求而已。 

所以，歷史記載絕非鉅細靡遺，史家只挑選其自認為有意義的人事予以撰論，彰顯特定的意義；因此，事件也不必只是照錄，甚至可以違背真實，一如著名的董狐史筆「趙盾弒其君」；此外，荊軻往刺秦王，《史記》言燕太子丹及賓客「白衣冠以送之」，「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若審視司馬遷筆墨，則你我不能不有疑竇，易水送別招搖如此，難道燕境上下全不忌憚秦國間諜耳目嗎？或許太史公義法也意勝於辭吧！是則強調義法的桐城散文，其中，方苞〈左忠毅公軼事〉一文乖忤史實之辭（※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呈卷，即面署第一。＊師生公然舞弊），我們也終於有了積極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