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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28 19:34:28瀏覽876｜回應0｜推薦7 | |
| 十九世紀的這種煽動家一直延續，終於在二十世紀的納粹德國時達到顛峰。納粹德國以對猶太人的恨為營養，哺育出一整代的好戰德國人，他們強烈的自鳴正義，並塑造出一種雙重標準，合理化了自己的一切行為。煽動家是靠語言暴力維生的人物，而終究有一天，這種原本將藏在語言中的暴力會脫控而出，成為實體暴力。煽動家這種型態的領袖，不止出現在政治發展的初期，也在民主素質下降的歐美國家跨代遺傳出現。比如說『美國』，布希動輒以『國家安全』剝削者美國人民的恐懼心理，合理化自己一切的作為，包括違法違憲的作為在內，將政治不透明化，於是說謊、貪腐、濫權等都有了新的空間。煽動家不具有道德意識，只有剝削者過去痛苦的回憶，只會造就未來的惡果。由於每個社會總是存在者階級、族群、地域等方面的矛盾，因而煽動家總是不缺乏表演的舞台，他們藉著劃分『我們、你們』這種認同的遊戲，把別人排除在外，並把『我們』當成的廉價箭靶。『認同』是個乍聽起來堂皇的觀念和口號，但事實上，卻是把複雜問題簡化成了分類問題。這也是人們對於動輒玩弄『認同』遊戲者要提高警覺的原因。『認同』是一個藉著分類而製造代罪羔羊的語言論述策略，他在團結『我們』時，把非我談論的『他者』變成敵人。 當代主要歷史學家 Peter Gay在他的名著 『仇恨的養成』即指出，19世紀歐洲，幾乎每個國家第一波登場的政治人物全部都是煽動家，他們以色情式的煽動語言挑撥社會的各種矛盾，以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 台灣的政治正如南方朔在『調停者的力量』書中的序一般，也深刻的描寫著我身旁的朋友。在只有三五個人的小團體，出現了習慣性的領導者與所謂的代理人。外界把小團體中愛說話的人當作領導，願意傾聽的當追隨者….原本以為那是：『外界的誤解』。甚至到後期外界要求我要透過『代理人』來溝通，直到後來當我聽到『我把人交給你帶領』這樣的對話內容，猛然驚覺這樣下去不行！我聽不到真話、無法與外界溝通、變的遲緩。因為我不是個獨立的個體，一旦我擺脫領導 一如德國牧師Martin Niemoller在二次大戰後那段文字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這段話用在TVBS在追求新聞自由的時候，呼籲其他新聞同業起來；同樣的在我們平日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時候，是否能保持者個人的正義感。維繫者你的周朝環境是否向下沈淪。一如當初我看到人民力量組織 孤獨無劍 刪除不歡迎名單時我不說話，現在輪到我了。只有少數有正義感的網友提出質疑。這個城市的墮落雖然不算什麼，只希望有更多人警惕身邊的事情從小處做起。不要等到壞人猖狂到無可抵抗的地步，那時整各社會要付出的代價真的太大了。就如現在陳水扁政權一般，我們長時間以來不關心政治，不關心體制。所以這麼長時間的選舉下來，政府的權利依然龐大，政府依舊像各黑盒子。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對於體制跟法律跟多的關心，不是選舉時那些激烈的語言…這樣，所有在這個國度的人民才有一個民主法治的自由環境可以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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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