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六年級末段班的理工科學生來說，台灣過去40年來發生過的事情是那麼的陌生。我不清楚715親綠學者到底在我出生的那個年代Study Hard, Thank
Hard.之後為台灣的民主政治帶來了什麼？或是在這群學者的教育之下帶起了什麼思潮或是政治理想。畢竟這些人文科學的study hard並不能減少我摩托車的油錢，也不可能幫助我加薪，只能給我在思考社會問題中解決一些困惑。這群學者所任教的台大，不知是否跟過去一般在思想上的敗壞廢墟，目的是促使這群學生有走上街頭的機會！我們走上反抗改革之路，不一定如格瓦拉般神聖的情操，只是自己在學貸與生活壓力下，不斷看到新聞報導燒碳自殺下的人文關懷。

的確我沒有像他們過去那個年代一般努力學習從韋伯、但我相信這個社會的多數人是跟我一樣，被這些社會科學的菁英用他們專業名詞所築起的高牆擋在城外。不能確定這群學者口中的『轉型正義』的真正意涵是什麼？我在會場上語詰了，回到家上網一看，才驚覺這民進黨所謂的轉型正義傳達出來的意涵就是打倒國民黨，本土政權當政。「泛綠」、『本土』這個符號所帶出來的轉型正義的意思也許是把國民黨黨產討回給「台灣人」、為了228歷史錯誤而向「本土」道歉。但是「左派」這個意念所要的轉型正義也許是，向台灣當時社會中下階級道歉，重新理解到228以及白色恐怖受難者與社會主義革命家，並在法治上避免中下階級持續擴張無法翻身，因而除了要反貪腐，更要避免賤賣國產與國有地、掏空國庫。更要反對高學費，最低稅賦制，與健保黑洞的剷除。「新左」最大的特色，就是從社會主義正義原則出發，反抗資產自由下對於不平等的種種藉口說詞。對於楊儒門對WTO下農民生計問題對政府的反抗、到捷運路經樂生療養院、公娼問題、一碗麵媽媽、八成的稅金由受薪階級付出，可是社會上八成的財富卻由剩下那兩成的人獲得，最低稅賦制對於稅捐漏洞的彌補問題。這些議題上這些學者似乎沒能激起這些學者的熱情與關注。跟韋伯對德國當代社會問題發表立即的看法與作法，藉由社會與歷史探究倫理發展呈社會制度的法學，對官僚主義運作犀利看法。相較於這些學者對於執政者的沈默。對建立自主性的市民社會在想法與作法上，這麼多年的學術研究似乎一樣無力，或根本沒有意願去做。

吳叡人study hard，讓他可以有中研院研究員的工作，可以滿足他對台灣近代史的興趣至於司法、憲法、行政上該做出什麼改正，這些歷史錯誤因為什麼發生如何避免，卻缺乏積極思考。我看到的是他們對於『轉型正義』的關注，對於228的歷史研究，對於族群、國族主義的關注。對抗國民黨黨國體制努力。但是我並沒有看到對於金權政治、地方派系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我看到的是一群沈溺於台灣歷史傷口，這些學者對於民進黨執政下集體的貪腐行為，用『轉型正義』企圖說服社會的社會對當前貪腐的厭惡，歸因於當初白色恐怖對當時執政的國民黨仇恨。乃至於後來提出總統自請下台，更以『公民社會不應指導政治，要嚴守分際，對政治的處理不做任何發言。政治是民選政治人物的責任』將市民參與政治的能力與責任撇清。更別提哈伯瑪斯（Jorgen Habermas）『市民社會』中對於公共議題市民要積極參與的概念，身為社會科學的專業都避而不談如何解決問題。不斷在心裡層面上尋求慰藉。是否如『楊照在困境台灣
我們還能怎麼辦』書中所述對這群人還有者過去的學生時代背景下『新左』、「韋伯熱」洗禮下，對社會分配、社會正義在學生時代結束後持續關注的焦點我到抱持懷疑的看法。

原本這篇文章，是在七月份時就該寫出來。一方面對於轉型正義的定義不瞭解，另一方面在看了 楊渡『轉型正義？放屁』後覺得已經有人做了詮釋。但對於在現場上所質疑的問題，媒體並沒有給我機會清楚詮釋。我想表達的是：學運後這麼多年還沒有邁向市民社會，為何對當權者我們還是一樣無力。要的不是表面上的問題『為何在課堂上沒有得到這些解答，得到自我防衛的攻擊，認為學生不夠認真。』要的是知識份子的反思，為何這些有能力的人在思考後行動這麼薄弱！與是否真的能面對現在的問題。對於從地下電台、民進黨委員葉宜津三寶、到鄭宏儀等名嘴們、煽動家藉著分類而製造代罪羔羊的語言論述策略，他在團結『台灣人、我們』時，把非我談論的『他者、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籍新娘』變成敵人。把這些把我們歸類為『愛台灣』；他們都是『不愛台灣、賣台』的二元思考的灌注，不但沒有提出抗議。還協助動輒玩弄『認同』遊戲的民進黨，塑造出一種雙重標準，合理化了陳水扁的一切行為，把一切現行的錯誤歸咎於過去歷史的錯誤。不但無法說服意見不同的人，只會造就未來的惡果。把自我、跟台灣的思想束縛在歷史的錯誤當中剝削者過去痛苦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