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南風窗》周刊記者鐘岷源日前，越洋訪問我談到台灣政論節目的現象，看看對方的關注點，跳開陸客瘋叩應的表相，對瞭解對岸的知識分子的思維，對增進雙方彼此的理解，美事一樁。特此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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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劑，還是毒藥？

───台灣政論節目的「療傷」功能

轉載於《南風窗》周刊第六期記者鐘岷源

台灣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今年2月4日公佈“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明確衛星廣播事業在制播新聞及評論時，應符合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如有違反情形，將處以新臺幣3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最重將可停播。此舉針對“名嘴”或政治人物常利用電視政論節目爆料，造成社會困擾之現實問題，但島內批評的聲音認為，這是限制言論自由，並被解讀為“名嘴條款”。

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歷史脈絡，造成了今日臺灣電視政論節目的“百花齊放”。比如《2100全民開講》、《大話新聞》、《文茜小妹大》、《頭家來開講》等節目，相信許多人並不陌生。這類由固定面孔的主持人和名嘴，夜以繼日地評析、譏諷、指責、揣測、爆料政治人物、新聞事件，並且創造討論議題的節目，堪稱是“臺灣特產”。

臺灣的政論節目熱潮世上少有，其收視率之高，對政治（特別是選舉）事務的影響力，也讓國內外研究電視傳播的專家跌破眼鏡，並在臺灣形成政論節目、選民、政黨三者之間微妙的互動與共生關係。

每次大選之後，政論節目的收視率普遍疲軟，有的節目退潮消失，有的“名嘴”退場離去，但觀眾並不關心這些節目和來賓的去處，只要手持搖控器，隨時打開電視，那些政論節目就會為觀眾“送上”去除焦慮症的「解藥」。

這也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探究臺灣政論節目深受觀眾歡迎的原由，那就是，除了藍綠對立、壁壘分明的政治環境使然，這些政論節目流行十餘年而不衰的答案，是它具備相濡以沫、深化認同，甚至是“集體療傷”的功能，因為政論節目的主持人和“名嘴”，除了提供新聞事件的意見評析和觀察，也“代替”觀眾抒發對政局及政治人物的不滿和失落感，讓民眾從中獲得共鳴，發洩情緒，有人長期接受這種強刺激，對這類節目的“依賴”也就更加強烈，關掉電視，他們就感到空虛。

不管是抒解不滿、尋求溫暖、鞏固認同，或者單純的資訊需求，每個人收看政論節目的目的各有不同，得到的滿足也有千百種。定位和角色都很曖昧政論節目是良劑還是毒藥？就此相關的話題，本刊記者越洋電話採訪了對此現象有深入觀察的黃創夏。

《南風窗》：儘管臺灣的政論節目失去原有應負的媒體職責，為什麼它們仍有一群忠誠度那麼高的觀眾，並讓他們如癡如狂？

黃創夏：要理解這個現象，可以從三個角度切入。分別是「藍綠板塊」、「桃花源幻覺」與「過多元媒體」。

2008年的大選前夕，當時有一種「桃花源期待」，意思是說，坐火車在黑暗隧道理太久了，好不容易看到前方有點光亮，就高度期待出了山洞，就是桃花源。

這個「黑暗」指的是陳水扁的八年執政，「光亮」指的是馬英九勝券在握。不但是「藍」的渴望，中道與理性的「綠」，也覺得大勢已去，希望能有新局面。

問題是，真正坐火車就知道，出了隧道，可能馬上就進入更黑、更長、更看不到盡頭的新隧道。

馬英九上任之後，就是這樣的局面，執政績效不彰、又碰到全球金融海嘯衝擊，「桃花源幻覺」破滅了。藍的失望，綠的也覺得改朝換代後，不過爾爾，「不甘心」的情緒復發。

台灣，恰好經過從一九九四年以來，李登輝、陳水扁的選舉操弄，形成了深藍、深綠都有超過一成以上基本群眾的結構，在桃花源幻滅中，藍的不願意面對真實，綠的，原本可以吐一口怨氣，偏偏在去年八月十四日，陳水扁又爆發「海角七億」醜聞。

這樣就是「打平了」，藍的專罵陳水扁、綠的專罵馬英九，大家都挑對方的錯，以掩蓋自己內心不願面對的真實傷慟。

為什麼政論節目也跟著走？因為台灣在一九九○年代開放媒體後，過多元開放，形成了有一百多個頻道、六千多份雜誌與報紙，通通都變成了是「小眾」媒體，能拿到一％收視率就算霸主了。

問題是，一％遠遠不及藍綠板塊的極端與積極群眾，或者說，只要緊抓極端與積極群眾，就可以有足夠的收視率「頭期款」，讓自己的收視率有一定的保障水平。

群眾需要療傷、節目需要收視率，一拍即合。

《南風窗》：政論節目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民眾對政治、經濟情勢越感不安，節目的收視率反而越上揚。以2008年11月為例，當月月初及月中分別發生了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引發綠營“圍城”，以及陳水扁遭檢方聲押等新聞事件，臺灣兩大藍綠立場鮮明的政論節目──三立電視臺《大話新聞》與TVBS《2100全民開講》，收視率也隨之跳升兩成。可以看出，政論節目受惠于民心動盪不安的趨勢相當明顯，這種收視飆高，是“集體療傷”還是“飲鴆止渴”？

黃創夏：桃花源幻覺破滅後的台灣基本群眾中，既然對未來已經失去了渴望與信心，情緒的發洩就成了面對挫折的止痛劑，既然在自己陣營內找不到希望與樂觀，仇視對方、尋找敵人的「仇恨動員」就越來越成為話題主流。所以，越爭議、越牽扯到藍綠對壘的事件發生，各自陣營的基本群眾越焦躁。

他們，在乎的不是「真相」，而是「會不會讓對方更囂張」。在這樣的溫床下，政論節目越能挑動焦躁，越能鎖住極端與積極基本群眾的目光，從眾心理下，極端與積極基本群眾又擴大這種感染。

有趣的對比，像「消費券」或是「油價」這種重大公共議題，本應該在媒體上好好討論的，但因在藍綠基本群眾中，並沒有明顯分歧，不會影起「敵我意識」的同仇敵慨，收視率反而狂跌，比起罵陳水扁或罵馬英九，可能連一半收視率都沒有。

《南風窗》：因此，政論節目讓人看得心有戚戚、欲罷不能，但“臺灣奇跡”對於臺灣民眾而言是不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黃創夏：也不能這樣說啦，這是「補交學費」的代價啦。二十年前，各種因素配合下，台灣政治的改革與開放，太順利了，全世界幾乎沒有不流血就完成改革的政治開放。

台灣，卻幸運的不流血達到政治開放。但是，正因為得之太易，對於政治改革的理解，變的太膚淺，以為只要有「選舉」和「媒體開放」就達成了政治改革。

所以，台灣忽略了公共論述平台的建構、忽是了協商與溝通的內化涵養、更忽視了過多元之後的虛無主義當道。

現在，只是過去二十年輕忽的代價，補交學費，應該在亂象中，逐漸能找回秩序。

《南風窗》：如何看待政論節目裏的“語言暴力”？那些“凶巴巴”的吵鬧謾駡，甚至到了“羞辱人的地步”， 這種對人不對事的討論助長了社會暴戾之氣，而這樣的社會風氣對臺灣民主政治的發育及公民社會觀念的建立造成怎樣的影響呢？人與人之間是不是缺乏了互相尊重容忍的精神？

黃創夏：所謂的「語言暴力」，並沒有那麼的嚴重。首先，台灣的收視習慣因為頻道太多了，所以，觀眾習慣把遙控器拿在手上，一有不適當或不喜聽的語言和惡語暴言，就會轉台，誇大「語言暴力」的影響力，是不貼切台灣實況的。

當然，因為收視率競爭的關係，加上不分藍綠的極端與積極份子，多數都是社會上較為底層的勞動群眾。他們在經濟本就弱勢，現在更困頓的現在，每天上工充滿了憤懣與挫折感。下了班，吃了飯，罵完老婆、打完孩子，洗好澡，還是滿肚子火。

因應市場需求，台灣的政論來賓就約有三種人，一是真正想要評論的工作者、一是代表政治立場的宣傳者，還有就是懂得觀眾口味的表演工作者。

他們激昂的言論與誇大的手勢，就是迎合著那些最想要發洩一日挫折的觀眾。一場戲罷了，其實，並不足以代表是台灣的輿論真貌。

《南風窗》：電視政論儼然成為臺灣民主化過程最外顯的象徵。但多數政論節目已成為政論“名嘴”定時上演的批鬥大會，難怪大陸人常有“文化大革命在臺灣重演”之感歎啊。

黃創夏：不必太誇大這樣的「文革」說法，請問：一％的激情，能代表全台灣嗎？

舉例說明吧，從2007年馬蕭配與蘇謝配成型後，雙方陣營與選舉專業機構的民調，就是馬英九領先謝長廷達十五％到十八％。其間，不論是綠卡、去蔣、莊國榮的「小孬孬」、謝長廷的「抓耙仔疑雲」，民調從沒有變動過。

也就是說，雖然政論節目「演」得聲嘶力竭，其實，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自有定見，紛亂，僅是表相。

《南風窗》：擺脫政治力量的介入，節目還有結構性的收視率問題，可否這樣認為，收視率所主宰政論節目的走向？

黃創夏：是有影響，台灣的電視台經營階層有一句話：「十戶訂生死」，因為台灣的收視率調查的DATA BASE 僅有約一千戶，頻道又太多，高達一百多台。分配下去，每一台僅一％，也就是「十戶」就決定了該節目的廣告。

所以，既然有穩定的各有十％的藍綠極端與積極的支持群，遠大於一％，政論節目為了最省力，就會走向迎合極端份子，先穩固基本盤。

《南風窗》：能不能有這樣的假設：只要市場需求存在，現有政論節目就不會消失。除非媒體經營者願意思考以客觀路線擴大市場，或由臺灣政治人物負起改變政治文化的責任，臺灣的公共論述空間才能納入多元、對話的有效力量。

黃創夏：問題不在於媒體經營者願不願意以客觀路線，而是，任何社會都一樣，越是中道的力量，越會獨立判斷，越沒有忠誠度。

要讓台灣的公共論述能納入多元、對話，應該是政府有工具來鼓勵整併。當七家24小時新聞台變成二、三家時，他們的收視群才會大於藍綠各自的極端基本盤，才有機會走向多元。

這好像台灣的選制改革，過去台北市選20個立委，多席次選制下，走極端的王世堅，只要討好5％就當選了。但改成「單一選區單席次」後，要當選，就要能獲得選區內過半人口的認可，就會產生中道。

《南風窗》：這當中，又該如何理解臺灣媒體的社會責任問題？其實在扮演輿論監督角色的過程中，堅持求真求實，冷峻客觀，這不是新命題，你說呢？

黃創夏：過去，台灣太誇大媒體的角色了，媒體身為「第四權」，當然該堅持求真求實、冷峻客觀。但是，過去是在威權下的壟斷，媒體受到壓制。

今日，卻是過多元的放任，媒體並未受到政治力的壓制，反而狹著藍綠極端群眾的忠誠閱聽，反過來壓制了政治。

台灣媒體的問題，是太多了，魚龍混雜，表演者和評論者同處一堂，要讓公共空間更理性，應該作的是加強人民「媒體判讀」的能力。事實上，從2009年起，台北市的中等學校，就已經加入「媒體判讀」的課程，假以時日，當能讓表演者與評論者，獲得更清析的面貌，媒體本色與職責，當能因而彰顯。

《南風窗》：政論節目免不了有政治立場，但將原應具公共性的媒體資源當做政黨文宣機器使用，卻是傳媒環境再次墮落的寫照，你同意這種觀點嗎？有人說，馬英九執政之後，挺藍色彩鮮明的節目固然像吃了大補丸一樣受用，挺綠立場突出的節目則像是碰到瘟神一樣受傷，是這樣嗎？

黃創夏：不會，三立反而更有機會奪得「第一勇」，因為，深藍的可以選擇TVBS、中天、東森、年代。深綠的，集中到三立，所以，三立的收視率，反而因深綠只有一個選擇，有機會搶第一名。

《南風窗》：但臺灣政論節目發展到今天，其實很尷尬。從目前的經濟形勢及馬英九隊的執政效果來看，現在的臺灣政治還離不開“藍綠對決”的狀態，媒體以及媒體人、名嘴，也就被迫劃邊了，是這樣嗎？

黃創夏：這樣的無奈，完全同意，只有邊走邊改，模著石頭過河啦。等到媒體整併真的發生，就能改善。

《南風窗》：電視臺願意砸錢制播政論節目，他們最大的追求和考慮是什麼？

黃創夏：成本最低廉。全世界僅有二十幾個24小時新聞台，台灣就有7家`。時段需要材料，就需要養大量的記者，和SNG車等的採訪支出，一小時的新聞，成本將以數十萬或百萬計。

但請3個名嘴排排做，一小時才僅一、兩萬元。時段填補了，成本又低廉。

《南風窗》：“名嘴”們掌握了政治發言權，也逐漸變成現成的“輿論”，甚至形成“名嘴治台”的現象，但政論節目和“名嘴”們也被戲稱為“社會亂源”，這不是很矛盾嗎？　

黃創夏：從台灣政治改革的時間尺度來看，就不足為慮了。一九七○年代，蔣經國推動改革，發起「吹台青」風潮，大量引入留美的台籍菁英，這些親國民黨教授，掌握了當時的政治發言權。

一九八○年代，受過美式政治洗禮的留美海歸派回台灣，他們開始質疑舊國民黨的神話，加上台灣經濟起飛，中產階級興起，政治發言權轉移到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加上他們勤於寫作，攻占報紙言論版，蔣經國時代的「教授」，就被譏為是「叫獸」（會叫的野獸）。

一九九○年代，李登輝在奪權過程中，力捧李遠哲等台籍新菁英，大打「本土化」教條，李遠哲系統又掌握了政治發言權，那年代，換「知識分子」被譏為是「叫獸」（會叫的野獸）。

陳水扁的貪腐，李遠哲系統現出原形，換名嘴因掌握強勢媒體的近用權，成了新的政治發動機。但是亢龍必悔，不負責任的表演，終究會被人民所看穿。

《南風窗》：說說NCC修訂的“名嘴條款”，有些“名嘴”包括金恒煒、楊憲宏、邱毅、謝志偉等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個動作侵犯了言論自由，是“笑話一場”，“管得太多”，對此你怎麼看呢？

黃創夏：市場自有力量，不負責任的名嘴，終究會被唾棄，但媒體監督政府，卻由政府來管制，就是大開政治改革的倒車了。

更何況，台灣的刑法俱在，毀謗的、造謠的‧‧‧都有現行法律來處理，NCC多此一舉罷了。如前段所言，台灣的多數民眾是理性的，政治發言權都在移轉過程當中，相信台灣、相信人民，就夠了。

《南風窗》：臺灣大選之後，政論節目會“轉型”還是“轉性”？但無論如何，四年之後再打選戰，藍綠陣營還是要靠這些人來助拳擊潰對方？

黃創夏：應該是垂暮掙扎吧！經過兩次輪替，加上「桃花源幻覺」的破滅，台灣社會，已經進入了高亢轉低迷的社會情緒。《天下》雜誌在2008年12月的民調，對民進黨的信任度僅有4％；國民黨僅剩19％；高達67％是普遍對兩黨反感，對政治疏離。

在此發展下，四年之後，政論節目的力量，不可能再現高峰了。更何況，民進黨三十到六十歲的政治菁英，全在過去八年內，被陳水扁牽累或拖垮，馬英九已經無挑戰的對手。四年之後的選舉，將是一個低投票率、缺乏激情、大局底定的選舉，不需要人助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