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當Pchome 老闆詹宏志宣布因資金短缺，《明日報》將要關門，一百五十個記者已被「介紹」到將要來台創刊的《壹周刊》後，我的電話當然響個不停，有慰問的、有想要了解發生什麼事的、也有媒體同業想要「套」點獨家消息的。

所有的電話當中，有三個人的電話，是我一直感念在心的。一個是當時的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他打電話過來詢問，是否能去勸勸詹宏志，設法申請經建會的「數位內容專案補助」？一個媒體，哪能接受政府的補助，這方案，當然是多謝關心，但不適宜。

另一通電話，是當時的中華電信董事長毛治國打來的，他告訴我中華電信釋股已將過半，將是「民營」公司了，如果《明日報》能再撐三個月，到了2001年5月，已經籌備的中華電信轉投資之「中華投資」就可以成立，毛治國認為一個帶有未來性的新媒體《明日報》倒了「太可惜」，他會願意將《明日報》列為中華投資的投資評估之一，要我去勸勸詹宏志，是否能再苦撐三個月？

答案，當然還是撐不住，《明日報》還是該倒就要倒。

這兩通電話，讓我記憶深刻的是，一個被認可的新媒體，社會上，還是會有許多人願意伸出援手的，雖然不見得是恰當的方式，但那分心，該是有心從事新媒體工作者最好的後盾。

問題是，一個新媒體，要如何回應這些社會期待呢？

第三通電話，是我的清華老校長劉兆玄打來的，給了我這些年一直在思索的方向。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我就和劉兆玄幾乎沒有連絡了，因為劉兆玄認為我們這些媒體，對蕭內閣「不公平」，他可以理解在民主化過程當中，眾人一心想要推動政黨輪替的熱切，但是，「國民黨就算壞，也是壞了60分，是該下台了，但不能說成是壞到100分，這就是過度批判，反而讓社會將失去標準。」

政黨輪替後，劉兆玄回到清華教書，他看到電視新聞，竟是他第一次﹝也是到目前惟一一次﹞主動打電話給我，要我第二天中午，務必把時間留給他，他要和我吃個午飯。

第二天，劉兆玄專程從新竹趨車北上，他找我的目的，是要我和許許多多差不多同樣資歷的《明日報》同仁，是不是願意多想一下，不要去「吃蘋果」，如果真有心開創新媒體的話，劉兆玄願意到竹科去想辦法，協助我們繼續創辦像《明日報》的新媒體。

故事太多了，內容不贅述。那一天，劉兆玄講了一段讓我如當頭棒喝的言論。劉兆玄說，媒體，在民主化過程中，絕絕對對有不能抹煞的必要性，但是，他觀察到台灣的媒體，因為威權戒嚴的不正常，一直有一種「啟蒙者」的自我幻覺，這種幻覺，對台灣發展絕不是好事。

何謂啟蒙者幻覺？過去的威權戒嚴，許多西方進步思想都被封鎖了，所以，有高希鈞、殷允芃、司馬文武、南方朔‧‧‧這一批人，大量介紹引進西方思潮，讓台灣開了新耳目，這批前輩，在社會中扮演了適時的「啟蒙者」貢獻。

但是，民主化和國際化之下，台灣民眾接收西方資訊如探曩取物了，再也不需要啟蒙者了。問題是，台灣媒體卻還活在「啟蒙者」的自許當中，並沒有真正從台灣民主化過程後，不論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各各層面當中，實際去理解台灣原有與被引入新元素之後，交互作用的新變化。

「不真正去理解、和新變化進行深刻的對話，就無法掌握真實的台灣，將會使所有台灣的公開引介，活在一種似幻似真的不實在。」劉兆玄說他特別期許像我一樣的媒體同業，都是「後解嚴」才進入媒體的一群人，親眼見證了發展過程，也有足夠的現代訓練，加上有足夠能力可以運用新科技的「互動」能力，應該可以在媒體中，開創出一條從「啟蒙者」走向「對話者」的新媒體思維。

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生計突然受威脅，實在沒太多人在那當口還在想劉兆玄的「期許」，《明日報》多數朋友，還是到《壹周刊》去報到了，我則是有幸進到「中國時報」、「商業周刊」，吸納不同的訓練。

但是，這七年以來，每當有人問我：「記者該是什麼？」時，我就會想起劉兆玄當時勸我的那一段話：「知識取得已經很普及了，記者，不該自居為啟蒙者，而是要去想，怎樣去當一個『對話者』，讓社會更多元的聲音，能夠在一個『新整合』的媒介新平台上展現？」

稱職的「社會對話者」，很難，也還摸不清方向，但那句不要自居是「啟蒙者」的叮囑，像根鞭子，往往會在自我迷失的時候，冷不防地抽我一鞭，提醒我：別忘了自己該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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