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然後馬英九一定要道歉。台灣另一項世界奇蹟是：台灣總統似乎什麼都要負責。如果我沒記錯，陳前總統和李前總統都曾經在法庭做出過類似的陳述：我是總統，日理萬機，怎麼可能對所有的事負責。但是今天什麼事情都要硬坳到總統，如果真是這樣，那所謂分層負責是什麼道理？這只能說是有心人士的一種利用社會風氣來達到政治利益的手段而已。

內政部長李鴻源昨晚指出，苗栗大埔案與台南鐵路東移案，基本上是兩個很類似的「土地區段徵收案」。兩者因抗爭團體有不同屬性，而出現不同社會觀感。如果地方政府都能有效溝通、落實對拆遷戶的安撫與照顧，相信被接受的程度會相同。

內政部次長蕭家淇說，大埔案的抗爭力道大，和外力介入有關。感覺上，大埔案背後好像有一個，有計畫、有組織的反對力量，例如這些反對的民間團體，偶爾也會出動戰車宣傳，這似乎與政治的選戰有關，有一股力量召集。

李鴻源認為，兩案都是透過區段徵收，取得人民的土地或拆遷建物，台南是透過區段徵收，解決鐵路地下化，大埔案是透過區段徵收，做為科學園區土地。

李鴻源說，兩案反彈或抗爭力道不同，這「與抗爭團體的屬性」有關。李鴻源說，這涉及政治敏感問題，他不便評論，但無論如何，如果地方政府能在拆遷房舍時，能做到手法細膩，將民眾的權益照顧好，公聽會也能落實，相信即使釘子戶，最後應也可接受土地徵收。因此，土徵條例並不是惡法。

蕭家淇表示，大埔徵收戶約九百四十五戶，其中二十四戶不同意，後來拆遷僅四戶，嚴格來說只有一戶。但台南鐵路東移要拆四百多戶，執行的台南市長賴清德，到現在為止，很少發表一句看法，低調的結果，一個巴掌拍不響，被拆遷戶的反彈聲浪也較小。

蕭家淇觀察，大埔案拆遷，在地反彈較少，反而是外力介入多，抗爭較大。而抗爭團體的屬性較偏綠，使得大埔案更複雜化。例如在抗爭過程，就會發現有來自不同陣營，如同志團體、獨派團體、農村陣線、學生

這下連龜尾都露出來了。

蘋論只有黃大洲陳水扁。格主只歌功頌德陳水扁死了人的14號公園。大安公園的黃大洲不見了，把郝大華光拿出來。

華光，拆得好，拆得妙。侵佔國家資產，開店不繳稅，拆得妙極，對極。

格主批的原因是？郝巿長像是藍營，而且會影響蔡英文。

格主在今天的專欄多次看到蔡英文的名字，連提一下都不敢。果然是真

感謝版主，像你這樣的人寫這種荒謬的文章越多，台灣人民覺醒的時候就越快來到。

又一隻螃蟹掉入䧟井。

蘋論偶有佳作，正好給自翔正義，高等教育的人當頭棒喝。

一把新鮮蔬菜放入缸裏，久了就變醬菜，就是醬缸文化。有些醫界，高等教育界的人即是代表。

看來我得繼續留連了。

最近以來的公民社運高舉的口號是「公民不服從」（或稱「公民反抗」、「公民抗命」）。這一概念在補足民主代議政治的缺口，由公民直接公開表達對政府特定政策的不滿。但是歷史性的後果如何？未必對社會有利。黑格爾有句名言說：「密涅瓦（智慧女神）的貓頭鷹在夜幕低垂時，才會展翅飛翔。」意指事情落幕後才知道對錯、智愚。

政策推動必有犧牲

公民社運的光環耀眼生輝，在民主社會無人敢披其逆鱗，好像中古世紀的教士，神聖不可侵犯。但歷史終將宣布，那時的政治正確對後世的影響可能相當負面。本期《壹週刊》在「壹觀點」的專欄中提醒社運的兩面性：那些年，台灣興建翡翠水庫，解決了大台北長年的水荒；那些年，黃大洲、陳水扁兩任市長拆了許多民宅蓋了大安森林公園和林森公園；那些年，推平廣大的良田，建好了高速公路。如果放在今日，社運環保的緊（金）箍咒何等嚴厲，公民運動何等正確，什麼大事都別想做。社運不是唯一正確，要衡量眾多合法需求，才可能找到平衡點。
公民不服從的觀念是19世紀美國哲學家梭羅所提出，要旨是說民主政府墮落濫權，有違公義道德時，公民應根據良知站出來抗議。但是並非要推翻政府，其反抗的目的很清楚，也有其局限。他提公民抗議的當時背景是黑奴遭到不公不義的社會對待，嚴重牴觸美國《憲法》，只有靠公民挺身抗命。
梭羅的不服從完全採和平態度，例如他自己因拒繳不正義的人頭稅而欣然入獄。拒稅因此成為公民不服從的和平手段之一。他特別指出，公民不是投了票就盡了責任，必須設法消除政府的惡行，才是公民、個體的道義實踐。

洪案含冤反抗有理

公民不服從並非用在為失去利益者或暴落戶的利益損失上，像是為釘子戶伸張虛假的正義等。梭羅公民反抗觀點的門檻很高，唯有明確的大是大非事件發生時，才使用公民抗命的手段。例如洪仲丘案涉及多年來國軍的黑暗與濫權，眾多受害人有冤難雪，確屬大是大非，因此才能號召那麼多人實施公民反抗運動。如果一些小爭議也要搞社運，社運必將彈性疲乏，失去動力和正當性，遇到大事也召喚不起麻木的公民了。

難得見到比格主更"墜落"的知識份子，可喜可賀啊！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8107610.shtml

【聯合報╱彭明輝】 2013.08.20 02:14 am

馬英九和江宜樺的民調支持率加起來才勉強超過三十％，低到無地自容。原因無他：全國各地浮濫的徵地案是為了少數炒地皮集團的利益而毀人家園，服貿案是為了少數財團的利益而奪人生計，核四是為了特定產業的低廉電價而以二千三百萬人的身家性命當賭注，而洪仲丘案則是縱容軍隊的黑暗文化草菅人命。台灣人的善良本性容不下強凌弱，為富人的利益而剝奪底層民眾的生存權，為私利而犧牲公義。

但是馬英九和江宜樺不僅與民意為敵，還樂於與法律為敵。國際審查報告指出台灣的土地徵收違背兩公約，江揆卻裁示不需理會；最高行政法院質疑大埔案未必符合公義性及比例原則，行政院卻仍放任苗栗縣府強拆大埔農戶。政府淪為財閥與地方惡吏的鷹犬，漠視法令，以致憲政體制淪為暴政。這樣的政府已經失去行使公權力的正當性，民眾卻苦無節制的手段。

對抗這種不公義，最著名的和平手段就是梭羅主張的「公民不服從」，以及甘地、金恩等人權鬥士的「非暴力抵抗」。日前學生和民眾到行政院潑漆，然後敢作敢當地坐下來呼口號，等待警察前來而沒有走避，正是要凸顯政府的不公義與違背民意，截然不同於敢做而不敢當的情緒性洩憤。而當行政院發言人表示要「加強維安」時，益加凸顯政府統治基礎的荒誕性——以民意為依歸的執政者只嫌警力太多，妨礙他傾聽民意；執政者的維安有多少，就表示他離民意有多遠。

我們不能忘記：正義高於法律，而法律又高於行政權。當政府一再違背公義與法律時，人民就不該再愚昧地一味順從，而必須秉著良心的判斷，決定要不要屈從壓迫人權的政府與法令。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事件可以持續進行，不只是因為猶太人選擇了順從納粹的壓迫，也因為德國人選擇放棄他們的道德判斷。

順從不公義，就是與不公義為伍。漢娜‧鄂蘭在五十年前用「邪惡的庸俗性」來形容納粹將領艾克曼在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罪行，她想要凸顯的並非「每一個平庸的人都有可能做出邪惡的事」，而是「當一個人放棄他的道德判斷時，即使心理正常，仍舊可以做出最邪惡的人都不一定敢做的事。」面對劉政鴻的暴政，馬英九和江宜樺所犯的罪其實跟艾克曼一樣：放棄良心的道德判斷。

面對黑奴制度與不公不義的美墨戰爭，梭羅在一六四年前提出「公民不服從」的主張，呼籲美國人要用良心去審查美國的法令，當法令明顯違背道德與良心時，公民就有義務不服從，甚至衝撞違背良知的法令，以此糾正不義的法律和政府作為。他也劍及履及，以拒繳人頭稅和入獄來表明反對奴隸制和美墨戰爭。甘地和金恩則故意違背不合理的法律，率領群眾自願入獄，「塞爆監獄」以凸顯「監獄關不住所有人的良心。」最後英國因為監獄人滿為患，只好放棄殖民統治，而美國也通過《民權法案》，宣布種族隔離和歧視為違憲。

當憲法所賦予人民的罷免權因門檻太高而形同虛設時，「公民不服從」與「非暴力抵抗」變成節制政府暴行的唯一選擇。如果政府延續過去的作為，繼續以強化維安來隔阻人民的抗議聲浪，恐怕只會讓警力擠爆街頭，而形成台灣民主政治最荒謬的街景，以及馬英九的歷史定位。

（作者為劍橋大學工程博士，清大榮譽退休教授）

露馬腳了吧，格主。

我停留在此就是要讓點閱文章的人看清楚，你的理論若不加以破解，光看標題就被騙進來洗䐉，台灣永無和解，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