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今日就職，文化部新任部長鄭麗君女士，先前以準閣員的身分發表首次新聞稿時，特別提及「要在一年內制定文化基本法，重新再造文化治理體系」。若能藉由文化基本法的制定，來進一步確立文化藝術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角色與重要性，將可對台灣文化發展面貌帶來深遠影響。

回顧推動文化基本法立法的過程，早在1994年，文建會就曾宣佈要推動名為文化藝術基本法的法案。文化部成立前後的2011年至2013年間，民間與官方多次提出了文化基本法立法構想，並研擬草案舉辦公聽會，草案條文歷經幾次版本的演變，最後無疾而終，迄未完成立法。

基本法屬於原則性、政策方針型的規範，條次不多，但立法過程，必需進行聚焦，以整合出高度共識，來滿足社會價值觀點、專業長遠發展需要，並獲得行政部門的支持和資源配置。就文化基本法而言，各界對於基本法存在的意義、應涵蓋之範疇與執行層面等，都是長久以來不斷被關切探討的課題。

近二十年來，隨著社會快速變遷，各藝文領域事務，幾乎均已漸次訂定相關法令規章，以從組織設置、資產保存、促進發展、管理機制等層面，來健全文化藝術發展環境。若從2013年11月14日最近一版的文化基本法草案，總計十七條的條文整體觀之，多數文化部主管法規的立法旨意及重要精神，已被統整於該草案中，但更積極的部分，則是關於文化事權及資源的整合，以及國家資源投入於文化經費的保障。

儘管如此，推動文化基本法立法時，仍有值得留意與思考之處。首先，在統合行政院各部會文化支出用途預算方面，未來應能確實發揮盤點各部會資源及統籌運用的功能。由過去幾年的經驗來看，文化事務之推動，的確長期處於相對弱勢的位置，因而，在設想基本法條文的同時，應併同思考執行層面問題，拉高協調窗口、機制，以及各部會參與的層級，才可能有積極成事的機會。

而就文化預算的保障來看，現行草案框列出文化預算的法定額度，明定各級文化主管機關文化經費預算合計，應不低於該年度預算籌編時之前三年度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1.7%。文化預算額度門檻入法，將會是對藝術文化發展經費的重要突破，未來，除應定期評估這樣的額度是否足夠因應發展所需，更應確保行政單位履行法定責任，從國家整體預算調控上，落實各年度預算編列。

再者，對於擴大財源方面，政府設置文化發展基金，辦理文化資產維護、文化藝術扶植、…、文化人才充實、文化設施營運及文化交流等相關事項之構想，立意良善，惟應有充裕的財源和累積。文化發展基金的設置，在部分地方政府或有成功案例。然而，文化部的政策任務與縣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並不相同，再加上，由各縣市政府和中介組織自籌財源，籌措的能力和條件差異甚大。如果文化藝術的扶植、國家級場館的文化設施和人才培育等，必須全然仰賴該基金，那麼財源的穩健性，應該再行審慎思考。

從文建會到文化部時期三十五個年頭的累積，由文化建設到文化力的厚植，現階段的台灣，在文化政策各個範疇的運作上，相信已有足夠的經驗來探討文化基本法的立法，以進一步從國家發展高度，展現文化藝術的扎根與永續推動的決心。現下推動文化基本法，所揭櫫的宣示意義，表達了政府單位對於推動文化事務的支持。若是立法通過，不啻是個向前邁進一大步的契機；即便未通過，藝文事務的推展，仍可「即刻上路」。

推動文化基本法，是口號、框架，還是決心？期待文化部接下來的實質作為展現！

（本文轉載自2016/5/20中國時報藝術外一章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