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的氛圍------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後感

很多年前當我到美國時，看到的美國讓我震懾不已。紐約高聳的建築，華爾街戰戰兢兢的行動力，波士頓的人文薈萃，走在大學的校園裡，我幾乎無法把這樣的靜謐，和繁榮的美國所連結，是的，美國之所以強盛，不在於他的地大物博（中國也地大物博但不強盛），也不在於他的經濟自由（歐洲也經濟自由但不若美國強盛），更不在於資源（中東擁有最多天然資源），我想美國之所以強盛，就在於他們擁有了一種獨特的心態，這樣的心態是一種積極的、奮發的、夢想的、自由的、開放的獨特精神。我所觀察到的心態，就如同韋伯在19世紀所看到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興盛的原因。 

    韋伯從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因果關係，說明思想意識，特別是宗教思想意識可能影響經濟結構，並導致社會變遷，這是和馬克斯完全不同的。他反駁馬克斯經濟物質理論，他認為經濟因素並非社會結構的主宰，更非社會變遷的主要原動力。他有這樣的問題意識，是源自於他所觀察到宗教改革時期的歐洲社會，他從當時歐洲社會中，發現清教徒在社會結構中總是較富裕，以及整個新教倫理的宗教態度是與日常生活相連結的，讓他認定新教徒的勤奮與努力，是促成資本主義會興盛的最大原因。因此他認為思想其實是導致於社會生活理性化的肇始。馬克思視宗教為一種意識型態，他認為宗教是一種人們人民的鴉片，宗教只是為現世生活提供一個幻想與後盾的地方，然而韋伯卻認為宗教信仰不僅非常真實，至少也與物質利益同樣重要。他認為宗教導致人們擁有了一種自我的歸訓和理性的想法，因此資本主義也具有這樣的性格。韋伯從他所在當時的社會層面以及他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再參考一些文獻（中國、印度的宗教），把這些層面在意義的層次上做連結，即產生由兩大途徑來解釋新教與資本主義，一為視思想為原因，二為因果關係的確立。他認為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顯現出「一種選擇性的親近」，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是自然而然的相互吸引，並非附帶關係也非任何強權外力所導致的。因此，我覺得他的歷史論述存在一種歷史的偶然性觀點，這也是我很欣賞他的一點：即社會建構與事件並不是任何一個強權或措施所能扭轉的，其充其量只能夠改變短時的一些進程；一個社會的進步或衰敗都是歷經一個長時間的醞釀，就如同資本主義精神，是在於整個歐洲社會已瀰漫著新教種種理性、努力、積極的倫理，才導致了整個社會發生變遷。 

    韋伯為了印證他的論點，他採用了世界各國的宗教來佐證他的想法，他援用了中國儒教、古猶太教和印度教，他認為中國從漢朝以後，就有不少的大城市出現，這些城市是商業和工藝業者的活動區域，而且城市間也有貿易來往，這些特徵應該是有助於往資本主義發展的，但是中國的貨幣制度紊亂不統一，而且中國重農輕商，再加上中國未發展出商場交易的律法，即使中國有一套龐大的官僚系統，但是這卻是以家人、個人為重公司不分的體系。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類似歐洲的理性資本主義便無法在中國出現。因此韋伯認為：「從一個純經濟的觀點來看，一個活潑的工業資本主義之所以未能在中國出現的原因，正是由於中國缺少像基督新教那樣獨特的心態。」 

    印度無法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原因，不在於社會結構而在於印度的宗教與意識型態，宗教採用了階級制度，階級阻擋了印度城市的自主性與商業團體的政治權力，對於一般民眾而言，階級信仰鼓勵人們追求來世的永生，而非今世的成功，因此，佛教在印度並無利於資本主義，這也就是為什麼印度的發展會停滯不前的原因。總而言之，這兩個偉大的東方文化支配也激勵了經濟倫理，但卻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需的條件。他們的宗教內涵，抑止了流傳西方理性化途徑的發展。

韋伯除了闡述歐洲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外，他更使用中國、印度與猶太教，來佐證他的論點，這種比較性的社會學，也是他的論述中獨到之處。他覺得如果宗教都帶有某種厭惡經濟活動的經濟倫理，那麼經濟的發展便會受到抑制，即使這些地區擁有相同的條件，也無法發展出類似西方的資本主義。 

黃曬莉曾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國人的人際和諧與衝突」提出，中國人以農為本的精神，使得他們擁有重土的性格，因此，重視傳統不輕易搬遷、重視家族的聯繫，對改革與革新有恐懼感，這樣的民族原生性格導致了中國近代國家發展的落後。楊國樞也曾在其「中國人的家族主義：概念分析與實徵衡鑑」指出，影響中國近代發展最大的變數，是存在於中國幾千年的儒教觀與家族觀。這樣的論點其實和韋伯無分軒輊，一個社會的進程與變動，並非是單一線性原因（如：物質、經濟）也非是強權操弄導致，這是一種歷史的偶然，選擇的自然親近，是一種瀰漫在社會中的氛圍（aura）。當整個社會創造出一種積極努力平等的社會觀時。整個社會都擁有這樣的心態時，它就會造就出「資本主義精神」。因此他認為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真正特徵，是一種態度，一種特別的道德輪廓，沒有這種輪廓，他將不會也不可能如此一致的讓受規訓、系統化組織的工作能力成為此一系統本質的一部份。派深思就曾提出：Consensus view of society ,社會變遷不是來自於革命和市民戰爭，而是取決於社會的特定狀態與整合機制，當一個社會出現了一種共識觀時，整個力量將會導致社會出現協調的機制而非衝突革命。 

      Randall Collins，就認為韋伯是一個具有經濟學訓練的激進政治家，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認定思想和意識型態在人類歷史的重要性。如同Collins，我認為韋伯重視理性在人類行為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力，他運用比較社會學來闡述分析他的歷史偶然論，他把當時歐洲社會的變動與亞洲國家的衰弱置一天平上比較，提出思想影響社會體制的論述，他的社會學理論充滿對人類世界未來的關懷。時至今日，重新檢驗他的論著。亞洲國家的單一解釋雖略顯單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因果關係也有待檢驗，但是他所提出的這種巨觀的社會深層觀察，強調社會變動的內在力，在他那個時代是多麼先驅的眼光。也許今日，不管是榮登四小龍的台灣，或是GNP每年以8％成長的大陸，甚至是汲汲營營的第三世界，我想，時至今日仍難以跟歐美抗衡的原因，就在於整個民族的「觀念」與「社會心態」。我想美國之所以能強盛的最大原因，就在於整個國家瀰漫著一種資本主義的精神，如同熊彼得所言：矽谷所代表的，不在於矽谷，而在於一種creative aura(創造性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