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近來做出101年第2次的刑庭決議，針對刑事法院應依職權調查的範圍，限縮為對被告利益而攸關「公平正義」之事項，以來落實無罪推定。惟讓人感到納悶的是，法官不就應站在公正的立場為審理，怎麼還會有職權調查的事項存在？

我國的刑事審理結構，向來承襲歐陸的職權主義，法官不僅指揮訴訟的進行，而當檢察官舉證不足時，法院即須介入調查，而集審判權與偵訊權於一身，形同一種「包青天式」的糾問模式。此種結構雖然符合一般人對法官伸張正義的期待，卻紊亂了審、檢雙方的角色，也使檢察官該負有的舉證責任產生懈怠，致易造成濫權訴追。所以，在1999年的司改會議裡，針對刑事訴訟的改革，即決議改採英美的當事人主義，以來革除法官專斷的弊病。惟若全面沿襲，恐亦得將英美法的兩大特色，即認罪協商與陪審制度為引入，因茲事體大，仍決議採取片面式的引入，並試圖設計出一套適合於我國的「改良式」當事人主義。 

而在2002年，為了落實司改決議，即修正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強化了檢察官的舉證責任，同時，亦修正同法第163條第1項，將原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的規定，改由當事人為聲請調查，以來落實當事人主義。惟有問題的是，在同條第2項，雖也明文法官從此以後的證據調查，僅具有補充與備位性，卻仍在但書中規定，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者，法院仍應依職權調查。此但書雖屬例外，惟問題是，刑事審理，有哪種證據無關公平正義、又有哪種證據與被告利益無關？因此，如此的但書，已使例外成為原則，法官職權依舊，且調查事項雖包括對被告有利、不利之事項，但證諸現實，卻以不利者居多，而形同一種有罪推定。 

為了解決此困境，最高法院即在此次刑庭決議裡，基於無罪推定與公平法院原則，不僅再次強調檢方的舉證責任，同時，也將法院無邊無際的職權調查範疇，尤其是以空泛的「公平正義」來為被告不利的部分，為目的性限縮，而認為僅有在基於被告有利的情況下，才可為補充性調查，以來真正落實當事人主義。 

然最高法院以決議來限縮法條文義，到底是合目的性的解釋，抑或是進入造法的領域，必有一番爭議。且觀當初修法理由，即已預視到如此的問題存在，而要求司法藉由判例累積以來明確此界限，最高法院卻選擇以決議，而非選擇具有實質拘束力的判例為之，是否在迴避爭議，不得而知。況依據憲法第80條，法官乃依「法」為審判，如此的刑庭決議是否能對法官產生拘束，恐成疑問。 

又關於對被告有利、不利的認定，仍取之於法官的主觀，且諸多證據在未調查前，實難為有利與否的判斷，尤其是在當事人主義仍無法完全落實下，法官是否有可能放任檢方的懈怠而不管，更是個問題。也因此，在此決議中，雖限縮了法官對被告不利證據的調查權，卻也擔心因此犧牲掉發現真實的核心價值，所以，也肯定法官在遇有不調查而可能影響判決時，即可「曉諭」檢方為證據調查，如此的附帶決議，不僅為此限縮解釋開了一個例外，且如此的「曉諭」與原來的職權調查，實也僅有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 

綜觀司改會議後的司法改革，目的雖在抑制法官的專斷與獨行，卻由於不敢於大刀闊斧，致這十多年來的刑事訴訟法修正，美其名為符合我國國情的「改良式」當事人主義，卻是不折不扣的拼裝車，且在不願放棄職權主義的框架與基礎下，「包青天式」的審判模式依然存在。也因此，關於最高法院所欲解決的問題，其根源實在於當初立法的不當，而此不當，又在於所謂「改良式」的當事人主義所造成，若不從此根源為解決，即便有再多的決議，恐也無法改變此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