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候，我隨一個農業方面的代表團到越南考察。與中國相鄰的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近年來在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方面的進展，就像南海北部灣吹來的暖風，令人看後胸襟為之大開。

一、   越南的樓房

來到越南，給人的突出印象就是新建的式樣美觀的樓房。自1988年經濟改革以來，越南老百姓生活迅速富裕起來，手裡有了錢，像中國農民一樣，第一件事就是蓋房。 但他們蓋房不像中國農民那樣，要經過茅草房到磚瓦房，再到樓房這樣的三階段，而是一步到位，家家戶戶蓋房就蓋兩層以上的樓房，有寬敞的涼台，有裝飾花紋的廊柱，還有紅色的房頂和美觀的大玻璃窗，樓房牆面刷的牆漆、貼的裝飾磚的色彩也十分鮮豔，遠遠望去，這些樓房就像別墅群。

越南人在房屋上下這麼大功夫，這主要是宅基地和房屋的產權有保障。 越南注意通過保護產權來發展經濟，不只是在住房方面。 像我們去的在世界上享有盛譽的旅遊勝地——下龍灣，前些年那裡有個農民在海灣中的一個島上發現了大溶洞，政府就允許他自己經營三年這個洞的旅遊觀光，做為他發現這個洞的回報。 我們從河內市到河西省經過的道路，也是私人投資建造、私人收費，政府給予保護。 這些保護產權的措施，穩定了人們的經濟預期，使他們的生產經營與消費支出有了長遠打算，各方面的經濟社會關係就有機地銜接起來。 

在河內市，給人深刻印象的是著名風景區——西湖邊，可以看到越南先富起的人們修建的富人區。這裡的房屋比一般老百姓的高出幾個檔次：家家有花園，戶戶門口停著汽車，有的家裡還有僕人。 若不是這裡有熱帶特有的椰樹，置身其中，真以為到了我曾去過的世界首富的瑞士。在那裡的日內瓦湖畔的富人區，雀巢等大公司老闆，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世界聞名的銀行家及很多國家的藝術家都在安享生活樂趣，同時也把自己的財產與事業放在瑞士。 現在的越南也有些相似。在西湖邊的富足、優雅、安全、穩定的生活環境中，發展中國家最稀缺的企業家、藝術家、科學家等各類成功的人才就會安家立業，沒有必要整天琢磨在功成名就後如何把財產與事業轉移到國外了。正是政府從全社會的長遠利益出發，對先富起來的人們的產權的有力保護，使這里長期受平均主義思潮影響的人們，克服了與生俱來的“亞洲式嫉妒”，能夠以平常心態對待財富與富人，從而使這些能夠使財富聚集並增值的人們大膽經營，在自家致富的同時也為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 

二、兩個類似的文件 

越南農業部的農業發展與政策司司長高德發一見我，就拿出兩份英文的文件說：“這一份文件是你們中國共產黨公佈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關於農業與農村工作的《決定》的英文稿；另一份是我們越南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起草公佈的關於發展農業與農村經濟的最新決議。這兩份文件我對比了一下，90%的內容相同， 但我們不是抄襲你們的。我們兩國能不約而同地發表這樣的文件，是由面臨的共同的國內外形勢決定的。”

高德發司長說的對。 越南與中國一樣，也是農業大國，全國80%以上的人口在農村，70年代末中國實行包產到戶，恢復家庭經營，農村乃至整個國家的面貌大變。 越南則落後了，仍實行類似人民公社的體制，只不過搞了一些小段包工、聯產計酬等對原體制修修補補的措施，這不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糧食生產不斷下降，每年進口數十萬噸大米，最高一年進口100多萬噸，全國出現大饑荒，難民逃向世界各地。 1988年，以阮文靈為首的越南共產黨政治局認真學習中國包乾到戶的經驗，恢復了農戶的家庭經營，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增，第二年就實現多年奮鬥的目標，總產量達到2151萬噸，出口達到142萬噸，這成為越南農業生產的里程碑與分水嶺。 現在越南已是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國，每年出口300多萬噸大米，農業產值以每年4.5%的速度遞增，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200美元。

對於以往改革的成就，越南朋友沒有驕傲，他們居安思危，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繼續加強農業和農村經濟，以發揮比較優勢，提高國家的競爭力。高德發司長說：“我們黨的決議比你們黨的決定短一些，並有兩個地方與你們不同。一條是我們的土地承包期是五十年不變，你們只有三十年，時間短了一些。”我打斷他的話說：“請您注意我們的《決定》中緊接著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變的表述後面的那兩句話:同時要抓緊制定確保農村土地承包關係長期穩定的法律法規，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 高德發司長點點頭，接著又說：“另一條就是我們強調所有的農產品的國內外貿易都要放開，讓農民自主經營。而你們則對大宗農產品貿易仍保留一部分管制，為什麼？”我沒能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在會談中越南官員的另一個問題也難回答：“我國糧食1989年人均超過330公斤就開始大量出口， 為什麼中國的人均糧食已過400公斤，出口卻不多，甚至前幾年還大量進口？ ”我用近年來畜牧業的發展以及統計方面的理由來解答，但感到沒有說服對方。

三、鮮花的啟示 

越南海防市的歌劇院門口的廣場上有一排低矮的店鋪，從法國人在越南登陸，受法蘭西文化的影響開始賣花，現已持續100多年的歷史。 現在生活中享用鮮花已成為普遍越南人的習慣。　

不光是鮮花，在越南經常可以看到體現外國文化，帶有異國風情的畫廊、酒吧、啤酒屋，還有歌劇院等。晚上，當越南朋友請我們到高級飯店吃典型的越南飯時，那精緻的餐具裡的法式烤肉，迷漫餐廳的柔和的外國樂曲，還有那女服務員的熟練的外語，使人面對此情此景，真不敢相信這是在越南。而恰恰這就是現在的越南。 經過多年的反复折騰，越南人冷靜下來，不再盲目排外，而是非常注意學習、吸收外來的對本國發展有益的東西，也不論是文化的，經濟的，還是政治的。並且他們不是抱著實用主義的態度，做權宜之計，以應對暫時的需要，而是帶著一種欣賞，一種追求，一種刻意模仿。 他們不認為這是“崇洋媚外”。 一位越南朋友陪我看畫廊和博物館時說：“看到先進的、獨創的、優秀的事物，每個人的內心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嚮往，為什麼不讓它自由地表達出來呢？”這種深入到靈魂的開放態度，是許多來過越南的外國人非常喜歡的。他們放心了，一批又一批地來到越南。 我在越南期間，親眼看到法國人在他們100 多年前蓋的河內歌劇院中舉行盛大豪華的婚禮；看見德國人、意大利人坐在越南人的摩托車後，夜晚在城市的街巷中兜風；看見美國人在公路幹線旁蓋起福特汽車的現代化組裝廠；看見台灣人在農村買的大片土地上辦起大規模的養殖場、種苗場；也看見來自中國的成群結隊的中國人在旅遊，交流，尋找投資機會……

越南是真正開放了，全方位的開放。現在它已加入東盟。 到2003年，東盟所有的國家要統一市場，越南正在為此加緊準備，如放開各種行政管制，制定符合國際慣例的規章，強迫政府官員和有關單位的人員突擊學習外語。我在越南所到之處，隨機碰到的所有人群中，都會有人熟練地講英語或法語，這在中國的沿海城市中都是難以想像的。 此外，供外國投資者居住的高檔飯店已有多座，其中有的奢華程度在中國都不易看見。還有就是供外國人玩樂的遊樂場、歌舞廳、桑那浴、賭場……等等都開放了，只要付費，普通越南人也可以進去。 引起我格外注意的，是城市鬧市區都有兌換貨幣的集市。 我在那裡時，1美元可兌換15000左右越南盾，金融危機前可換11000越南盾；1元人民幣可兌換1500左右越南盾，金融危機前可換1250左右越南盾。美元與人民幣的比價大概是1:10左右。 這樣的交易價格，每天都有變動，是人們在自由交換中形成的，沒有人來干預。

在對外開放中，越南人最熟悉、最願學習的還是中國。前些年，電視台放映中國的電視連續劇《渴望》，所有城市一到晚上播出時間就萬人空巷，盛況空前；後來放中國的《三國演義》、《西遊記》等古典名著改編的電視劇，效果也不錯。我去越南時，他們剛看完《宰相劉羅禍》，議論起來津津有味；現在則都在看中國的反映上海知識青年到雲南上山下鄉的電視劇《孽債》。 越南人自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南北方因戰爭長期隔絕，很多家庭分在兩地生活，也留下許多與中國類似的悲歡離合的故事，觸景生情，看時自然會有強烈的共鳴。越南人與中國人太相近了。 兩國之間的來往也是太密切了，所以我感到越南人民對中國人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儘管多少年前有不愉快的磨擦與波折，但兩國人民之間的特殊感情則是千百年的歷史聯繫形成的，一旦兩國關係恢復常態，則兩國人民就像越南朋友對我說的： “我們是兄弟，兄弟之間有時也會吵架，甚至動手，但最後還是比別人都親。” 

四、想吃“劉羅鍋”的荔浦芋頭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劉羅鍋送來的荔浦芋頭，讓乾隆皇帝吃得津津有味，越南人看後記得很牢，見我是搞農業的，馬上就問，能不能把廣西荔浦縣的芋頭引種到越南？ 

在越南河西省，我看了那裡的農業技術推廣機構。他們的辦公室條件很好，各種設備齊全，農技人員的專業水平較高，對現代農業技術發展很熟悉，而且他們都有經營頭腦，和我們交流科技情況時，不時地給我們展示在他們省投資的商業機會，想吸引我們在農業技術方面和他們合作。聽考察團的中國專家講，越南人在學習中國的農業技術時非常精明，他們不盲目聽從我們的宣傳，絕不大批買中國的種苗，而是經常以合作或要求中國援助的形式要一點回去試種，一旦成功，他們就自己繁殖推廣。像中國廣西的許多優良的芒果、荔枝和菠蘿品種，就是這樣在越南推廣開的。 現在他們利用其氣候優勢，反而以低廉的價格向我國出口苗木。 

若是自己搞不了的，越南人則採用多種形式，盡力從國外引進。我在河內去了美國專門經營生物工程的巴優西公司的代表處。 代表處的牆上掛著越南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阮公丹視察該公司的大幅照片。 公司代表講，在越南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該公司於1993年到越南推廣公司研製的新型雜交玉米，經過幾年共同的努力，現在已佔越南推廣雜交玉米麵積的70%以上。 在公司取得良好效益的同時， 越南農民也得到了很大的實惠。他們現在打算以此為據點，向中國大陸進軍，但聽說中國各地出於地方保護和部門利益，對國外農作物品種引進的限制很多，所以一直下不了決心。 我解釋了中國的情況，告訴他中國有關方面正在修改種子方面的法律法規，並在品種引進上採取更大的動作，希望他們以後能來中國。此外，我們還看到越南人和日本公司合作生產的名貴珍稀的熱帶花卉，當我們代表團提出想要一盆花，或了解一點養花技術時，越方馬上以日本公司有規定為理由十分乾脆地回絕了。 據我們了解，越南現正利用加入東盟的機會，通過東盟各國，大規模地引進世界各國的農業方面的優良種苗及先進的科學技術。 新上任的農業部長計劃用10000億越南盾來幹此事，其規模和勢頭令我們吃驚。

五、小的也是好的 

在海防市附近等輪渡時，我身邊站著一位用自行車運兩大筐木薯的中年農民。我抓住機會，通過翻譯和他聊起天來。 他是當地人，改革前在農業合作社從事集體勞動，吃不上飯，餓急了，就偷了一輛女式自行車換飯吃，結果被判十八年徒刑。 前兩年出獄後，就靠這輛自行車運木薯賣，結了婚，還生了個兒子。在越南，像他這樣靠自己經營一點兒小生意過活的人是太多了。 清晨在城市街道散步，隨處可見沿街人家擺出小巧玲瓏的桌子和椅子，賣起早點；白天，不時可碰見用自行車運蜂窩煤，用腳踩兩輪車運貨的情景；傍晚，街頭到處都是擺啤酒、雜貨攤，以及擦皮鞋的人。 “一滴露水養一棵草”。 就是靠著這些不起眼的小生意，越南人的生活好了起來。 現在150多萬人口的河內有80多萬輛摩托車，而且大部分是日本進口的，每輛值一兩萬元人民幣，由此可見越南人的生活水平。

給我留下難忘印象的是海防市的百貨大樓，有六層樓高，外觀現代化，是海防市的紀念碑式的建築，但在國營體制下，連年虧損。現在這個大商場裡的空間已被一個個鋁合金小屋隔開，分解成無數個小店鋪，往日人來人往的滾梯也已經銹壞了，落滿灰塵。 對比之下，商場中的小店舖的生意倒挺紅火，老闆娘們衣著艷麗，熱情地招徠著顧客。由此我想到北京的那些門可羅雀的大商場，是不是可以學習海防的經驗，早一些由大變小，化整為零，方能分別突破市場蕭條的重圍。 

這個大商場的今昔就是越南經濟發展的縮影。過去越南搞計劃經濟，迷戀大一統，大規模，什麼都是政府包攬，國營企業打天下，結果效益很差，財政背上沉重的包袱，人民得不到實惠。 現在國家的經濟發展方針已徹底轉變，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並對國營企業進行全面改革，到1998年全國有國有企業6544個，而非國有的經濟組織達40多萬個，就業人數佔90 %以上，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佔70%以上。

不光在經濟組織方面，越南重視中小企業聚沙成塔的作用，而且在行政管理上，也強調劃小單位，下放權力，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改革前，越南不顧南方、中部與北方在自然條件、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巨大差異，都執行中央統一的政策，而且還按領導的主觀意願，強行合併了一些省份，效果不好。 這些年越南注意改正以前的失誤，不再堅持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根據市場經濟及經濟區劃的要求，重新把省份劃小（現在共有60多個省，每個省的規模相當於我國的縣），允許各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製定和執行適合自己地區的政策，使各地的管理更加靈活而貼近實際，也促使當地各種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另外，這60多個地方政府獲得自主權成為主體後，本身就形成一種市場，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時期，這是對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的最有力的衝擊。

河內有座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而建造的“文廟”，相傳是越南古代的皇帝學習中國的孔聖人，讀經考試的地方。我到文廟觀光，在門口看到一副對聯，其中有一句：“大國不變教、不易俗”。 我由越南想到中國。 我們中國是世界大國，有大國的優勢，但也要警惕大國容易帶來的問題，比如在講宏觀調控，講統一規劃，講國家戰略時，往往容易忽視微觀主體，忽視權力分散，忽視地方基層的積極性。而國家再大，也是由這些微觀細胞組成。 “沒有涓涓細流，何以匯成江海？”大國有實力，領導有權威，堅持什麼，如“不變教、不易俗”，是比小國容易，但大國“大有大的難處”，就是不能像小國一樣，反應靈敏，變化及時。 所以在當前深化改革以應對國內外逼人的形勢時，中國萬不可以大國自恃，應該看到自身的短處，重視越南這樣的小國的經驗。 

六、官員回家 

　　我們代表團住在河內比較繁華的街區的一座星級飯店。 越南農業部組織人事司的阮司長主動來此看望我們。 禮節性拜訪後，我們送她走出賓館，才知她是坐在丈夫的摩托車後面回家。第二天我到農業部去拜訪她，沒想到她的辦公室也很簡樸。 我直接接觸的這位身居要職的司長的情況，就是多次機構改革後越南政府官員的真實寫照。 

改革前越南的行政體制是模仿原蘇聯，機構龐雜重疊，官員多而濫，人浮於事，官僚主義盛行，財政不堪重負，人民怨聲載道。近十年來，經過不斷的精簡、改革，已有很大變化。 尤其是越南加入東盟後，必須按照東盟的統一要求改變行政體制，大幅度壓縮機構，這樣越南的中央政府在內外壓力下，通過改革，現在只有二十幾個部委，職能有很大轉變。比如其中的農業部是由原來的農業、水利、林業等三個大部合併而成，原來三部共有人員2000多人，現在壓縮到300多人， 內設十幾個司局，每個司局20—30人。由於人少，司內不再設處，除正副司長外，其餘人員分為高級、中級與一般專員，由司長統一指揮調動。 原來由行政包攬的很多經營性行為（如糧食、果菜、咖啡、橡膠、生產資料等經銷及水利建設，營林造林等）全部分解出來，分別集中到農業部管轄的十幾個公司中，與此同時也分流去很多精簡下來的官員。為了防止這些公司壟斷，推動其轉換機制，最近又將這些公司經營的全部項目都放開，允許國內外任何經濟主體與之展開競爭，並逐步把這些公司股份化。 來越南之前就听說這裡的官員腐敗，貪污受賄盛行。但我來後仔細觀察，感到情況並不像說的那樣嚴重。 如越南農業部等大部委門口，就沒有我國政府機關附近常有的眾多的賓館和餐廳，而只有一些一般老百姓才去的坐在小板凳上吃飯的小飯鋪。 也沒聽見熟悉的越南人議論官員的腐敗行為，在報紙等媒體更是看不到此類報導。 其原因就是隨著各方面改革的深化，各級官員對人、財、物的管理權力大大削弱了，官員“尋租”的機會與空間被大大壓縮了。我問陪同的越南朋友：“你們反不反腐敗？”他的回答是：“我們反腐敗，但對過去的事，我們不批判，不深究，若這樣，就會像改革前那樣，搞運動，查人整人，搞得所有的官員與企業家人心惶惶，影響全社會對產權的看法和未來的預期。社會轉型時期，體制與規章都不健全，英雄莫問來路。我們現在是反思過去，總結經驗教訓，然後採取逐步放開，進行相關製度建設的辦法，從源頭著手，把腐敗現象逐步消除。”

　　除了在經濟上打破壟斷，放開經營以外，越南讓行政機構高效廉潔，在政治上的有效途徑就是發揚民主。現在從農村發韌的基層民主選舉已擴大到城市，許多基層單位的領導都是民主選舉，其政務、財務活動必須公開。 每年越南國會都要開兩個月的會議，就全國人民感興趣的影響國計民生的大事進行公開討論，電視台做充分報導，他們稱此為“定向民主”。 

越南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與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以身作則有很大關係。我在越南常問人的問題是，你最欽佩哪幾位領導人？ 越南大多數人的回答是，第一胡志明，因為他領導越南人民獨立，他的道德學問都超乎凡人；第二阮文靈，他倡導改革，不但在經濟上使越南人民走上富裕之路，而且在政治上他主動要求不連續擔當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職務，大力推進民主化進程。 從阮文靈以後，無論是黨的總書記，還是政府總理、國會議長，最長只能當兩屆。 而且還形成一種有趣的慣例：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南方出總理，中部出議長，而做為政治中心的北方則出總書記。 從越南迴來，我的突出感覺是，越南在改革中的許多做法並不新鮮，我國過去都曾討論過，但可貴的是，越南人勇於實踐，並義無反顧地堅持下來，尤其是在席捲全球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不但沒有動搖，反而邁出更大的步伐，效果也是出奇的好，這就值得我們很好地反思與學習了。

2010年越南人生病至醫院打針會包紅包給護士，若至公家機構洽商，包紅包會讓你賓至如歸，他們所謂咖啡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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