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個伴遊，我的第一個“約會”對象只有一隻腳。

他說冬天公寓太冷，他習慣去澡堂“取暖”，一次在蒸氣浴間睡著，躺在熱氣出口失去知覺，許久等有人發現，左大腿的肉已被蒸熟。

他行動不便，他媽從威斯康辛州來看他，安寧所需要有人載他們去附近走走。如果你不是醫生、護士或廚師，伴遊是你所能志願的唯一工作。

這安寧所專收容沒有健保的年輕臨終病患。

它其實是一間平常的老舊兩層大住宅，門口沒有任何標示，安寧所要你進出儘量低調，因為鄰居並不知情。

即使在這樣的破落區，仍沒人願意和死亡為鄰。

許多死亡：客廳四床，飯廳兩床，樓上每房各兩床。

至少半數以上艾滋病，但這裡一視同仁。你可以死於任何疾病。

我來此當伴遊是因為我的工作。我是汽車廠工人。

整天躺在兩百磅重的卡車下安裝傳動系統，一天八小時二十六輛，我必須手腳迅速及時完成，生產線正慢慢將卡車及車下的我推向數呎外的噴漆烤爐。

我新聞系的大學文憑只能拿到每小時五元工資。同病相憐的不止我一個，我們常自嘲大學文科系至少應教授焊接，廠裡的焊工比我們多領兩元。

在這樣鬱鬱不得志的心情下，一天我竟意外地接受邀請參加教堂聚會。

教堂入口有棵奉獻樹，綴滿紙飾，每個紙飾求一個善行。

我的寫著：跟個安寧所病患約會。

“約會”真是紙上用語，後面還附個電話號碼。

我帶單腿男子及他媽走遍附近觀光點，市中心購物區、海灘、摩特諾瑪瀑布，他的輪椅摺放在汽車的行李箱。

他母親吸著菸，沉默。兒子三十歲，她有兩週假期。

晚上我載她回高速公路旁的廉價小旅館，她坐在引擎蓋上抽菸，說起她兒子。

她的敘述已經用過去式了。

他從小彈鋼琴。他的大學文憑是音樂，後來卻在商場當展示員彈奏電子琴。

這些是情感乾涸後的囈語。

兩週後母親走了，再三個月，兒子也走了。

之後，我載癌症病患去跟大海道別；載艾滋病患上胡德山，看這世界最後一眼。

我坐在病榻，監視器每隔五到十秒嗶叫一聲，將嗎啡注入病患。

護士教我如何辨識死亡到來的跡象，當腎功能衰竭到肺臟進水，病人開始無意識地喘氣掙扎，雙眼翻白，突出。

數個小時你握著他們冰冷的手，等下一伴遊來接替，或者等到沒有必要。

當他們已抵達終點，不再需要伴遊。

那單腿男子的母親從威斯康辛寄來一條她親手織的毛線毯，紫紅交錯的鮮艷圖案。另一母親或祖母寄來另一藍綠白織毯。

漸漸沙發上堆滿各色圖案織毯，每條一個死去的兒子或女兒，一個破滅的希望。直到一天室友問我能否將這些毯子存放到閣樓。

我的第一個伴遊，那單腿男子，在喪失意識前他求我去他的舊公寓。

衣櫥裡有一抽屜成人玩意兒，他希望他母親可以不必面對。

於是我去了，小小的單間公寓，塵封了幾個月，卻像個千年墓穴。靜靜等待。

衣櫥裡的雜誌性玩只讓我感到悲哀欲淚。

那一年我二十五歲。第二天回到卡車下，我突然非常驚嘆自己健壯有力的四肢。

我的人生不再是個失敗，它彷彿一個才將盛放的奇蹟。

（註）譯寫自Escort by Chuck Palahni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