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著名學者羅素（Bertrand Russell），不僅擁有深厚的數理科學涵養，在哲學和歷史的領域，也有非常卓越的成就。他在〈歷史學作為一種藝術〉裡說：
我並不認為歷史書，是為歷史學家們寫的。我一直認為歷史知識，是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必須擁有的基本成份。我們並不會認為，詩歌只應由詩人朗誦，也不會認為，音樂只讓作曲家們聆聽。同樣地，歷史也不應只為歷史家們所知。……人的興趣被他短暫的生死所限制，一旦目光短淺、缺乏遠見，他的希望和要求就會變得狹隘。而且，凡是適用於個人的，也同樣適用於整個社會。那些只有很短歷史的社會，呈現單薄與孤獨的印象，常讓歐洲人十分難以理解。這些社會中的人，不覺得自己是許多世代歷史的繼承人，因此他們打算傳給後代子孫的東西，是枯燥無味且缺乏感情的。歷史使人認識到：人類的事務沒有終點，並未達致靜態上的盡善盡美，也還沒有至高無上的智慧。不管我們的智慧到達什麼程度，與可能達到的智慧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無論我們抱持怎樣的信念，甚至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信念，多半都不可能永垂不朽；如果我們設想他們體現了永恆的真理，那麼未來就可能會嘲笑我們。
羅素認為歷史豐富我們的生命、拓展我們的視野，足以令人虛懷若谷、氣度恢宏，是受教育者必備的養分。因此，若有歷史學者恃才傲物，充滿讀書人的酸腐氣，充其量只是會一些記誦之學，根本完全談不上真懂歷史。前哈佛大學校長康南特（James B. Conant），擁有化學博士的頭銜，在《科學與常識》一書中亦說：
歷史家的著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感到那些歷史是真實的記述，否則我們去讀讀小說就好了。一讀歷史，我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想像，當凱撒渡過盧比河時，我們彷彿就站在他的身邊。真的，只要歷史增加我們的知識，讓我們了解人類不同環境中的生活方式，我就心滿意足了。十七世紀的大學者約翰‧賽爾敦（John Selden）曾有一句名言：「歷史研究可以增長我們的年歲，彷彿我們從開天闢地以來，就已經活著似的。」這一句話說出了為什麼，歷史研究應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
羅素與康南特這兩位科學人，都給歷史知識極高的評價，也都提到歷史的深厚經驗，是拓展生命深度和廣度的泉源。現存的一切制度、習俗、宗教、藝術，都有其歷史淵源，具備「正常」求知欲和好奇心的人，通常會有「溯本追源」的理性需求。另外，台灣話說：「吃水果，拜樹頭。」凡是懂得「飲水思源」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享受既有的成果時，才能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懷古念舊的歷史情懷，自是不可忽略的情感需求。至於，從「現在」回顧「過去」的經驗和智慧，反省歷史中人性的價值和理想，把這種反思拿來創造「未來」，更是人類文化進步的原動力，斷不可失去這種人文關懷。這些人文情趣及情操的培養，都有賴「正確的」歷史見解及反思，是人文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養分。
滿足探索根源的理性與感情
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時期，不同地區的人類文明，無不曾思索過這兩個問題：（1）宇宙是怎麼形成的？（2）人類是怎麼誕生的？中國、印度、猶太、希臘的創世神話，雖然各有各的答案，但對歷史根源的探索精神，卻是幾千年來歷久彌新。人們對事物起源的求知欲，不僅止於宇宙及人類的開端，更擴及生活上的每個細節。為什麼要過新年？情人節怎麼來的？為什麼要拜祖先？衣服是誰發明的？當然，所有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開始的源頭，亦有整個發展的脈絡。因此，從廣義上來說，探求任何事件發生的原因，都是在找其歷史的根源。每一本歷史著作的內容，也都有探索根源的成分。正確清楚地談論歷史的來龍去脈，不用說給人博學多聞的印象，就算親朋好友茶餘飯後的閒聊，也能增添清談的高雅情趣。大陸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創造一股收視長紅的熱潮，培養出許多講述歷史的名嘴，就是歷史情節始末的趣味，足以吸引觀眾的結果。不過，若能針對重要現象及人們關注的問題，譬如民主政治的根源和發展、祭拜祖先的淵源及意義、天文曆法的起源和觀念，就更能增進知性與感性的樂趣了。
宮布利希（Ernst Hans Josef Combrich）在《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裡，就把一周七天的來龍去脈，交代得相當詳盡而且有趣：
巴比倫人和亞述人把太陽、月亮和星星當作神來祈禱，幾百年來他們在溫暖、明朗的夜晚，觀察著星星的運行。這些頭腦清醒的聰明人，發現星星運轉的軌跡很規律，很快就認出蒼穹中似乎固定不動，每晚出現在同一位置的星星。他們為星空中的那些「圖像」取名字，就像我們今天稱的「大熊星座」一樣。他們認為地球是固定的圓盤，星空是一個空心的球體，像一只碗罩在地球上方，並且每天轉動一次。這麼一來，對於當時並非固定不動，不僅鬆動地安置在那上面，還會到處「亂跑」的星體，他們一定感到非常訝異。今天我們都知道，這些是和地球一起繞太陽轉的星星，稱之為「行星」。但是古代的巴比倫人和亞述人並不可能知道，於是他們認為其中必有某種神秘的魔法。他們給這些星星取了獨特的名字，並且一直翹首望著他們，企圖藉由這些星星的位置預測未來，這就稱之為「占星術」。當時的人們以為，某些行星帶來幸運，某些行星帶來不幸。火星表示戰爭，金星表示愛情。人們為每位行星之神，奉獻一個日子，加上太陽和月亮，恰好是七個，這就產生了星期制度。我們今天也還在說太陽日（Sunday，星期日）和月亮日（Monday，星期一）。當時人們所知的五個行星是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在某些語言裡，已經無法辨識這些行星的名字，但從其他一些今天還在說的語言中，仍然可以看出這種關聯。
我相信「年輕人」透過宮布利希的介紹，對「理所當然」的一周七天制，必然有「原來如此」豁然開朗的領悟。這種知識若拿來日常生活閒談，亦可以增添許多知性的樂趣。總是勝過盡聊些低俗趣味的八卦話題，亦勝於乾坐在沙發上吃洋芋片，面對著冰冷冷的電視機。
霍布斯鮑姆主編《被發明的傳統》，雖說揭穿了某些傳統的「人工面貌」，指出他們是刻意創造出來的東西，卻也「正本清源」地說明這些傳統的來龍去脈。崔佛‧路普（Hugh Trevor-Roper）談到〈蘇格蘭的高地傳統〉，花格子呢的蘇格蘭短裙，在1707年與英格蘭合併之前，原被視為野蠻風俗的象徵，是無賴、懶惰、掠奪及勒索成性的高地人的標誌；到了通過聯合法案之後，經過一位英格蘭人的創新，花格子呢才成為蘇格蘭人的民俗標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象徵著對合併的抗議。蘇格蘭改良的傳統服飾，象徵新的民族精神，讓1726年前尚無人知的蘇格蘭裙，很快地出現在高地各處；英國國會曾於1746年禁止這類服飾，在法案中直接使用「蘇格蘭裙」這個字眼，可見它被塑造得極為成功。霍布斯鮑姆研究〈1870至1914年歐洲大量創造的傳統〉，這段期間由於選舉制度的群眾政治，各國統治者和中產階級的觀察家一再發現，社會架構和秩序的維繫含有「非理性」的成分，而且大部分都和群眾政治有關。
人為發明的「政治傳統」，則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法國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在1880年推動一年一度紀念巴黎公社的活動，旨在對抗第三共和馴服工人運動的企圖。共和政府則吸納法國大革命的成果，使其成為官方體制化的思想，最重要的莫過於1880年確立的「巴士底獄紀念日」。這個節日綜合各項慶典活動，等於一年一度地宣示：法國自1789年起，就是一個民族國家，全國的男女老少，都會參加各項活動。1890年5月1日的國際勞工運動，原是短時間內的自發行為，主要訴求在於爭取每日八小時的工作制，由此設計而來的罷工、示威活動。但自1893年開始，恩格斯以Feier（德文，節慶的意思）來稱呼這一天，表示「五一」帶有節日的意味，加上象徵春天來臨的五朔節，歪打正著地和勞動節意義結合，「五一勞動節」很快地就成了價值不斐的年度節日和儀式。這些隱含政治因素的節日慶典，在我們了解其「被發明」的根源後，將更明白其創造的目的和意義，「選擇」投入相關活動的立場時，不至於淪為非理性的群氓。從這個觀點來看事物的根源，除了增添歷史知識的情趣外，往往還有透視現實意義的價值。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5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