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先生的史學功力無人不服，李先生博聞強記、學貫中西，尤其在搜集、串連、解讀史料的能耐，無人能及。李敖的文字清新不俗、邏輯周延、說服力強。李敖除了文字魅力，同時在史學著作上、無論在摘奸發伏上，或彰潛德之幽光方面皆有春秋威力，自可成一家之言。但是文章的內容如果涉及兩蔣及國民黨，其文字風格、治學態度、考據功夫、是非標準全部都變了樣。多看、細看李敖的文章以後，發覺李的史學文章有雙重，甚至多重標準。李敖的標準看似複雜，其實可以歸納出一個簡單的答案，答案可以簡化成「凡是主義」來說明，茲說明如下：

(一)凡是在一九七一年[1]以前李敖的著作對國民黨、孫中山有褒有貶。李敖在千秋評論叢書第二集「被歪曲的革命家」文中例舉孫中山的優點：破除迷信、尊重婦女、不用親人、容忍異已、不信中醫等三十二條之多。一九七六[2]年以後之著作對孫中山、國民黨只有貶沒有褒。從孫中山研究一書的十五篇文章的標題如：孫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饒，孫中山告洋狀，孫中山賣國大比賽，孫中山、蔣介石逼反老同志，孫中山、蔣介石為什麼不殉國？孫中山的第一興趣是女人，書中內容全面醜化孫中山，在李敖筆下一九六六年的孫中山優點全都不見了。李敖坐牢前與李敖坐牢後孫中山竟有如此重大的變化，怪哉！可能的解釋是：李敖坐牢後恨蔣介石，連帶恨國民黨，順便遷怒孫中山。最後全面否定國民黨、孫中山。研究李敖史學應注意坐牢前後之變化也。

(二)凡是國民黨與兩蔣主導之民國大事，如北伐、中原大戰、西安事變、抗日、戡亂，均一無是處。

(三)凡是與蔣介石作對的，或反叛蔣介石的叛將，在李敖筆下均是明大是大非的英雄，即是如漢奸汪精衛、降將杜聿明、鄭洞國、宋希濂、李宗仁。連紈絝子弟張學良也變成了抗日英雄。

(四)凡是不利於蔣的資料，一律採信，如胡漢民、汪精衛、李宗仁、馮玉祥對蔣有批評的文件或回憶錄，甚至「金陵春夢」的作者唐人的道聽途說之詞，也用來醜化蔣的資料。

(五)凡是有利於蔣的任何資料都一律不信，蔣部下的說法，視為部下奉承長官的違心之論，學者如替國民黨政府或蔣說一句公道話就被打入「御用學者」。

(六)凡是忠於蔣的人都是不明大是大非的混人，即使品學兼優頗有政績者也在內。

(七)凡是叛將者皆是明大是大非的人物，凡是忠於蔣的都是不明大是大非的糊塗蟲[3]。

李敖的凡是主義，跟李敖自訂的如政治人物的度量、大人物要做大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不以人廢言等原則自相矛盾，這種心態李敖自己也承認是為了報仇。我們深信，國民黨對不起李敖，正如我們相信胡茵夢對不起李敖一樣，但是仇已經報過了，胡茵夢也老了，兩蔣也死了，國民黨也垮了，沒完沒了是不是浪費青春；報仇可以，但是犧牲學術尊嚴，寫出「宋美齡偷人」、「大盜李師科」之類的文章，把蔣、國民黨說得一無是處，就太令我們失望了。

李敖的問題出在史德。李敖的史德是零分。

歷史方法學上首先提出史德一詞的是清代章學誠，章氏在文史通義史德篇中說：「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也。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根據劉氏的論點把史德分兩個層面來討論，一個是單純的品格問題；一個是因學養不足，情不能正，氣不能平，影響到判斷力的問題。雖然章氏是第一個用「史德」這個名詞，但是在唐代劉知幾的史通中也對史德問題提出非常精闢的見解。劉知幾在史通中曲筆篇：

「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意，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

編次篇：

「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

稱謂篇：

「愛恨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

這些論述其實也可以歸類在史德範圍之內。我們假如用中國傳統史德的標準來看李敖對國民黨、對兩蔣的文章，我們很遺憾地發現，李敖在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評論部份幾乎全部不及格，不及格的原因出在「史德」，李敖對胡茵夢、蕭孟能報仇雪恨，不關我們的事，因為他們不是歷史人物，他們之間的事也不是歷史事件，但是國民黨不同，兩蔣不同，他們是歷史人物，他們的作為是歷史的一部份，功過屬於學術範圍的事，不應以李敖個人的恩仇標準來論斷歷史人物的是非。更不容李敖先生用個人的好惡來玩弄歷史。

根據史德的標準嚴格檢視李敖有關國民黨及兩蔣的著作，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凡是李敖這方面的著作，都─────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