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6.17   新京報/江楠

「棱鏡門」事件正愈演愈烈
事件最先起源於6月5日。英國《衛報》發表文章稱，美國國家安全局有一項代號為「棱鏡」（PRISM）的祕密專案，要求電信巨頭威瑞森公司（Verizon）必須每天上交數百萬用戶的通話記錄。一天之後，美國《華盛頓郵報》披露，在過去6年間，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透過進入微軟、谷歌、蘋果、雅虎等九大網路巨頭的伺服器，監控美國公民的電子郵件、聊天記錄、視頻及照片等祕密資料。6月7日，正在加州聖何塞視察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做出回應，公開承認該專案。由此，這項由美國國家安全局自2007年起開始實施的絕密電子監聽計畫浮出水面。「棱鏡門」事件無疑強烈地觸動了美國民眾的神經，引發民眾對於政府侵犯個人穩私、侵犯個人自由的極大擔憂，就在「棱鏡門」曝出後的幾天內，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寫於1949年的反極權小說《1984》銷量一路飆升，登上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

個人自由、公民隱私還是國家安全？
同樣浮出水面的還有事件的「告密者」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現年29歲的愛德華‧史諾登是美國防務承包商博思艾倫諮詢公司的一名雇員，過去4年內一直為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在採訪中，他說自己之所以願意站出來，是想以此證明這些項目和政策的真實性，而不是因為匿名就被政府妖魔化成一個反對政府的人士。

但史諾登並沒有因此便擺脫政府方面的指責。6月12日，在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亞歷山大辯稱，美國所實施的大規模祕密監控是維護美國安全所必需的「有效手段」，監控手段經由國會批准。這些監控項目在紐約、芝加哥等地摧毀或幫助摧毀了恐怖分子的破壞圖謀。他認為，史諾登的「洩密」行為損害了國家安全局的行動能力，其結果是令美國及盟友已不像兩週之前那樣安全。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也撰文指責史諾登的「自由放任主義」行為，「如果要社會良性運行的話，那就必須要一些基本層次上的信任和合作，對制度的敬畏以及對共同程序的遵守。而當史諾登單方面決定暴露國家安全局祕密檔的時候，他實際上已經違反了所有這些基本面。」「事實上，他是讓事情變得更糟。」布魯克斯想要強調的似乎是，如果我們想要維持共同體以期達到共同的善，那我們必須有所屈從。歐巴馬此前也要求公眾「明白100%的安全和100%的個人隱私不可兼得，每個人都不得不有所取捨」。

但屈從與取捨的邊界在何處？以上說辭並未能平息美國公眾的質疑，已經有前政府官員、議員和民間組織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美國政府停止網路監控。而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個人自由、公民隱私在何種程度上應該為國家安全所犧牲？

「棱鏡門」事件後《1984》突然暢銷
就在對「棱鏡門」爭議不斷的時候，一個現象卻不容忽視，即《1984》突然暢銷。

據外媒報導，在《衛報》刊登了史諾登所提供的絕密檔之後，《1984》在亞馬遜上的銷量排名從12,507一躍進入前200名，截至目前，其排名已經達到第37位。而從整體銷量上來說，《1984》的銷售量則至少提高了7,000%。頗有意味的是，歐巴馬在一次上週五發言中似乎也引用了《1984》中的情節，「從抽象的角度看，你可以抱怨老大哥（《1984》中的獨裁統治者）和他的機構胡作非為，但從細節入手，我認為我們已經取得了適當的平衡。」

為什麼《1984》會突然暢銷？對此，《紐約客》不禁發問：「我們是否生活在《1984》之中？」

《1984》是喬治‧歐威爾創作的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小說中世界被三個超級國家，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所劃分，三個國家都在獨裁者的統治之下。在大洋國，一切權利都被「黨」牢牢掌控，黨和國家的領袖「大哥」是一個從不露面，但全知全能的人物，對他的臣民實行極端的獨裁統治，所有人都處於被監視當中。所有私人居室都有一個無孔不入的叫做「電子螢幕」的現代化設備，既發號施令也監視行動。城市中則到處都貼著「老大哥正在看著你」的條幅，思想員警隨時準備懲罰那些有獨立思想的人。幾乎所有人都成了溫順和無意識的動物，但主人公溫斯頓卻未被成功洗腦，他不滿寡頭政治，追求個人自由，並私下計畫反叛。

《1984》就像一則預言，儘管其中描寫的極端情景並未真正發生，但小說中的某些罪惡已在現實中一次次上演，讓人感歎歐威爾驚人的洞察力。此次，史諾登也好像歐威爾筆下的主人公，他在採訪時的發言也好像溫斯頓行動的注腳，「如果舒適但卻不自由地活著，我覺得大多數人還是願意的，這是人的本性。每天你早起上班，做著違反公眾利益的工作，賺取大把工資，然後晚上在看完電視秀之後睡覺。但如果你意識到你所助力創造的這個世界，正在一代一代越變越糟，人們正在擴大壓迫的能力與範圍的時候，你會願意冒任何風險，付出任何代價，只要公眾有機會做出自己的決定。」

《1984》與當下現實已有所不同
公眾已經開始思考，英國報紙City A.M.的編輯阿利斯特‧希思說：「如果在每個家庭中安裝竊聽器，監聽在每個酒館、汽車上、火車上、工作地點的每個談話，便能減少犯罪，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如此一來，我們便不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我們現在面對的挑戰是，在考慮國家安全的同時，重新思考自由主義的原則。你問我知道詳細的解決方案嗎？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當下的道路不是令人愉快的。」

《1984》所給出的道路是決絕的，溫斯頓這個「人類精神的捍衛者」，最終被折磨成一具僵屍，他甚至開始熱愛「老大哥」，個人自由最終屈服於獨裁統治。但《紐約客》的文章卻想提醒讀者，當下的社會現實的壓迫遠非小說中那樣嚴酷，小說中「黨」所感興趣的「『不是你們犯下的愚蠢的罪行。黨關心的不是顯在的行為，思想才是我們所關心的全部。』但美國國家安全局首要關心的是顯在的行為——恐怖分子和他們的威脅——也許可以說，或者人們希望，思想不是他們太想關心的東西。」文章說這絕非是讓大眾不用為政府的作為所擔心，這也不意味著事情就會以溫和的方式結束，但是，歐威爾筆下「靴子永遠踩在人們的臉上」的情況已經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事實了。

不過《紐約客》認為《1984》值得人們重讀，「我是否注定要屈從於權威，否則就要忍受再教育，並面對令人生畏的101房間？歐威爾勾連了通信、隱私和安全的問題，他最具影響力的小說的確值得我們再讀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