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3.1  中華讀書報/康慨

古巴人民對文學充滿饑渴，古巴作家在尋找自由的空間，但古巴的出版業一如舊制。這一切還有多久才能改變？

人民愛文學
展場門外排起了亂糟糟的長隊，群眾擠作一團。一名警衛吹著哨子，示意大家好好排隊，不可爭先恐後。

這是BBC記者薩拉‧雷斯福（Sarah Rainsford）上週在哈瓦那書展現場看到的景象。排隊群眾是古巴小說家萊昂納多‧帕杜拉（Leonardo Padura，上圖）的擁躉，此番蜂擁到書展，是為了拿到帕杜拉先生的新作《愛狗的男人》（El hombre que amaba a los perros）。

「要想買到書，這是唯一的地方，」讀者哈威爾不滿地說，「但你瞧這隊伍！」

從電視畫面上可以看到，帕杜拉坐在書展的大篷子下，右手夾著香菸，用左手為讀者簽字。1,000本新書很快一售而空。

除了書展，群眾幾乎無法在國營書店裡買到帕杜拉的書。大部分書架上擺放的都是厚厚的社會主義理論，以及整架整架的菲德爾‧卡斯楚著作和切‧格瓦拉的革命傳記。

但帕杜拉不一樣。他是深受群眾喜愛的暢銷小說家。在古巴，這類作家的作品總是供應不足。

1959年革命勝利之後，古巴停止了圖書進口，建立了自有的、完全國營的出版機構，伴隨著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意圖透過國家補助的方式，讓所有人都能讀得到、讀得起書。在蘇聯援助下，古巴每年印行的圖書一度超過了5,000萬冊，但蘇援的枯竭也把出版業推到了殘喘的邊緣。

「我們很想多印一些文學書，可財力上不允許，」古巴圖書協會主席蘇雷卡·‧羅梅（Zuleica Romay）告訴BBC。她進一步解釋說，原因在於書店裡有太多的政治圖書，以至於小說和詩歌一上架，便以最快的速度銷售一空。

帕杜拉認為，古巴不准進口圖書，一方面是政治原因使然，但也有經濟原因。他的新小說在美國賣30美元一本，這相當於古巴熟練工人一個月的工資。

古巴去年出版了大約2,500萬冊圖書，其中三分之二是教材。當代外國文學作品十分稀見，因為出版社買不起版權。

小說家佩德羅‧胡安‧古鐵雷斯（Pedro Juan Gutiérrez）說：「首先，古巴的古典作品出版量十分巨大，比如說，一本巴爾扎克的小說可以印10萬冊。這樣就產生了大量的讀者。可是，我們對1960年以後的當代文學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失去了聯繫。我國人民非常渴望讀到好書。」

由於這個原因，哈瓦那書展吸引了廣大群眾。它就像友誼商店。出版社為了這一盛會，會在古巴本土印一些便宜的書。根據協定，《愛狗的男人》版權無償提供給了古方，不過嚴格限定了印量，自2001年以來，發行量僅有數千冊，定價30古巴比索。

古巴一國兩幣。涉外的古巴可兌換比索（CUC）與美元等價，但幣值25倍於古巴比索。《愛狗的男人》是本大厚書，差不多有800頁。

當然，有些品相高級的外文書也能在書展上見到。墨西哥書商安德列斯·卡斯蒂略便看準了商機，找來了成堆的桃莉絲‧萊辛的小說、瑜伽指南，甚至還有美聯儲前主席阿蘭‧葛林斯潘的自傳。

有個古巴學生想方設法，淘到了一本喬治‧奧威爾的《1984》，但有些書仍然列在禁書名單上。比如那些流亡作家的作品，又比如佩德羅‧胡安‧古鐵雷斯描寫首都生活黑暗面的《骯髒的哈瓦那三部曲》（Trilogía sucia de La Habana）——儘管它已經在世界各地以22種語言出版，並獲得了高度評價，但古巴出版社絕不會碰它一個指頭。

不斷奶，無自由
15年前，《骯髒的哈瓦那三部曲》在西班牙付梓，胡安‧古鐵雷斯隨即丟掉了記者飯碗。不過現在，他的境況有所好轉。「我認為那些做決定的人現在多了一點點的自由。」他說，「我們作家一直在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而現在慢慢地，他們開始出我的書了。」

毫無疑問，改革的跡象是鼓舞人心的。古巴文化圈裡正在流傳一個小道消息，已故古巴詩人埃維爾托‧帕迪利亞（Heberto Padilla, 1932-2000）的作品一直被禁，現在有望獲得出版。1971年，政府以反革命罪將帕迪利亞下獄，因此造成了整個拉丁美洲文壇、甚至整個世界左翼文化陣營的大動盪和大分裂。日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秘魯大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當時公開參與簽名，抗議卡斯楚政府，就此成為左翼的叛徒。此事亦成他與一眾故舊決裂的分水嶺。壯年時代的好友、哥倫比亞大作家加夫列爾‧加西亞‧瑪律克斯與他翻臉之後，仍然作為古巴人民的老朋友，享受著菲德爾的私人友情。

在電視專訪中，BBC的雷女士問萊昂納多‧帕杜拉，在古巴，既是一個獲獎作家，又是一個批判性的作家，他是怎樣做到的？

「這非常困難。」帕先生說。他將原因歸於1990年代古巴的經濟崩潰。

「90年代的時候，紙張、電力和油墨全都消失了，古巴因此停止了圖書出版。」帕先生說，「作家們與國營機構中斷了關係，因此創造出了一種空間，不久這空間裡就填入了自由。首先，我們開始了不一樣的寫作。然後我們開始找到海外的出版商。由此產生出一種不同種類的文學，像世界上所有別的地方一樣，批判態度成了作家視野的一部分。」

沒有作家願意主動斷奶，正像自由難以經由賞賜獲得一樣。

帕杜拉作品的版權屬於西班牙出版商，因此他的書在古巴印量有限，但透過書展這個視窗，畢竟已經開始和本國讀者見面。

「在古巴沒人有安全網，如果你持有批判態度，那麼危險的因素就總是存在的。」帕先生說，「就在三四年前，所有人談的都是一條心和大團結，現在該有別的觀點存在了。我認為，互相理解正在使一種不同種類的藝術成為可能。」

對未來，58歲的帕杜拉表示樂觀。「經歷了那麼多年的困難，查禁了那麼多的東西，否認了我們那麼多人之後，我國人民應該過上更好的生活，應該得到多一點的自由了。」他說。

現在只是2月，談論哈瓦那之春或百花齊放也許略早，但帕杜拉的樂觀不是沒有理由。他剛剛在哈瓦那書展上獲得了政府主辦的古巴國家文學獎，這是該國給予作家的最高承認。

帕先生說，他有多本小說以偵探馬里奧‧孔德作主人公，他是聯結作家與社會黑暗面的橋樑。

《愛狗的男人》出版於2009年，根據西共黨員和蘇聯情報員拉蒙‧梅爾卡德爾的經歷寫成。小說透過某位作家的回憶展開：在30年前的古巴海灘上，他邂逅了一位帶著兩條俄國大狗的神秘男人，此人自稱海梅‧洛佩斯。隨著友情的深入，他講起了故事，說他有個「朋友」，即殺托英雄拉蒙‧梅爾卡德爾。

1940年，梅爾卡德爾在墨西哥用冰鎬砸死了流亡的托洛茨基。坐牢20年後，他於1960年出獄，前往革命後的哈瓦那，又赴莫斯科，獲「蘇聯英雄」稱號，1978年死於哈瓦那，在莫斯科入葬，墓碑上的姓名寫的是拉蒙‧伊凡諾維奇‧洛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