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成為了今天這樣的一個人，和我念過的各級大、中、小學都脫不了關係，因為它們曾在不同的時期，扮演過形塑我的角色。在這緩慢的形塑／對抗過程中，有位老師說過的話至今仍適用於描述我這個人的性格：「你教她一件事，卻不知道她會想到哪裡去。」我至今參不透為什麼在人生中許多重要的時刻，我總是如此「不著邊際」，無法當下判斷四周環境捎來的實體訊息；但在我知覺自己的「不著邊際」以前，曾是一個常常對撞到邊際一事感到無比憤怒的青年，卻不曾有過一個更高的、先驗的信念支撐這樣的憤怒。因此我不知不覺走上寫作及文學研究一事，多少帶了點在洞穴裡摸索出口的原始混沌──換言之，我若按程序先讀了柏拉圖的洞穴寓言，隨後端端正正走上了哲學思辨的道路，或許現在就不是這個模樣了。

　　這種後天目盲的經驗使我難以安於各種定見：在摸索文學作品超越時空的動人質地，及嘗試用語言表達「語言力有未逮之境」時，傳統學院教我的那一套觀看的角度，常顯得沒有交集；而當時零零星星的西方文學理論譯本，彷彿揭起了一個可能的答案，卻又因我略諳法文之故而顯得不甚可靠。親友對我中文系畢業以後，到巴黎去念電影／文學一事有各種解讀方式，也始終不太清楚我在搞什麼名堂，不過我這方回想起當初的選擇，出現的畫面就只是那一封決定了我今後生涯的信：素昧平生的教授，在手寫的信中認真嚴肅地回覆了我的提問。她指引了我可能的方向，邀請我再思。她是巴黎第八大學（簡稱「八大」）創校的元老之一，Marie-Claire Ropars教授。

　　我就這麼天真地想藉由另一種語言、抱著想解開我對文學的疑惑的心情，進了這所奇特的大學。

    念過法國大學的人都知道，校名中的數字與排名無關，只是行政上的編號：六八學運後幾年，新政府重新改革、整合大學時才出現的。巴黎第八大學1969年創校時，是個實驗性質濃厚的研究中心，帶著革命後「標新立異」的精神，揚棄傳統學院古板的研究方式。創校的前十年，八大校址位在巴黎東郊的Vincennes。從前學長給我看過的德勒茲（Gilles Deleuze）課堂實況影片，印象中是校址還未遷至巴黎北郊的Saint-Denis前拍攝的[1] 。這位知名的法國哲學家，曾是八大的名師，過世後他的不同著作仍在許多跨學科的課堂上被提及、引述、再思。我從錄影畫面上看到的他，不是站在高高講台上的大師，而是和青年學子平起平坐的精神導師。環繞著他、聽他講課的青年男女屏息專注的模樣，我在某些老師的課堂上還曾依稀看過相似的影子。現在回想起來，這應該是六八學運後，左派知識份子創發的新姿態，打破了舊日僵化的權威，同時也塑造了一種新的典範。不過當我踏進八大的時候，已經是二十一世紀初了，這段影片呈現的比較像是檔案畫面、可以遙想的前身。

　　國際學生心目中的巴黎第八大學，或許還停留它在與拉岡、傅柯等大師淵源深厚的年代；我認識的巴黎第八大學，則是個位在邊陲、混血且多元的學校，研究、教學的跨界精神獨樹一格，卻也因大學部學生大多來自移民後代、學區文教條件不如他區的現實因素，導致師生之間的社會、文化斷層遠大於從前。八大雖仍延續著上述這些思想大師的精神遺產，但普及知識的理想仍不得不遭受現實的考驗：教授們致力啟發的思維跟傳授的知識，對許多身處異文化、或法國中產階級以下的年輕學生來說，如此遙不可及，和他們的現實人生毫不相干，於是難以理解。我剛進研究所時，常去旁聽大學部的課，親聞各種比我還不著邊際的提問，當時心裡頗為訝異。這也讓我驚覺到，自己從前因為一路考試順遂，求學歷程無甚大風浪可言，看到的只是身邊同質性高的菁英同學、世界的一角。這世界因各人身處環境不同而難解的事情何其多！我除了親身體認到了這點，同時也深受八大某些教授堅定卻溫和的立場啟發：「有教無類」並不是過時的理想或是假借來的口號，而是一種入世的實踐。在我的記憶中，這幾位深知研究與教學間存有落差的教授們，不曾有過一絲輕視或輕忽學生的態度。我屏息聽著他們提出問題的盲點，歡迎學生加入辯論，也提出自己的想法。那段在八大修課、旁聽的日子裡，我常常是帶著「沒有標準答案，但是可以往這裡繼續深掘」的顫慄心情，披星戴月地回家的。回家的路上，我還記得我告訴過自己：「對，這就是我想要的思想啟蒙！」

　　這種精神上的震動，常在我和我的指導教授會面談論文時達到最高峰。我戰戰兢兢地用法語表達自己當時還在摸索的研究方向，事先準備的說辭或因緊張而顯得支離破碎，心裡總暗自希望的是：交過去的論文章節可以稍微彌補臨場反應的不足，得魚可以忘筌。Ropars女士是位令人望之儼然的老師，上課、開會和接見學生永遠戴著頂鴨舌帽或窄邊圓帽（我後來才發現，那是她的個人標誌，不是如傳說的為了遮掩什麼），說起話來氣勢凌厲。第一眼可能讓人覺得她嚴峻且獨斷，但其實她仔細批閱學生論文後的提問和綜述，總有醍醐灌頂的效果：你不見得要同意她，她等待的是你提出能夠回應她提問的思考。這一點讓我衷心感佩。能接受她數年的指導，是我此生的榮幸。她的謝世，也是我最深的遺憾之一。如果說八大的跨界精神對我的思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那是因為我在仍對文學充滿疑惑、對世界感到懵懂、對知識懷著矛盾心情的青春時期，前前後後遇到了幾位還注重學生獨立思考的老師。他們教給我的不是體制中的文體練習──雖然體制無所不在；也不是依附學術權威的說法──雖然左派大學的左派，也可以只是一種派頭、一種集團性的運作。

　　巴黎第八大學既然是六八學運後新創立的大學，長年也以它的左派作風聞名。我記憶中，有好幾次上課上到一半，學生舉著某某抗議訴求海報或傳單，衝進教室要求發表意見的經驗。可能是針對政府社會政策，可能是針對大學的某種措施，準備像搞學運一樣地動員全體師生（那時臉書動員還不存在）。台灣的讀者或許難以想像：八大的老師遇到這種情況，（至少就我看到的）全都立即停止講課，無一例外，二話不說把時間和發言權讓給帶頭的學生。回憶起這個在八大滿常發生的場景，我想人們可以說成是左派創校精神的傳承與實踐。但時移世易，這種學生訴求的活動形式雖存，有時候訴求也的確合情合理，卻不見得真有來自老師的迴響和支持。學生發言完了，一群人走出教室；老師繼續上課，有時一句評論也沒有，彷彿剛剛發生的只是一個串場的餘興節目。然而非常弔詭的是，我同時對2002年法國第一輪總統大選，選出「極右派」對「右派」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的局面記憶猶新。面對這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前所未有的危機與浩劫」，整個左派大學像是深層地基被震動了。不單是在扇型大教室接連開了好幾場討論會，每個老師一上課也要「開放辯論」一下。不過這些辯論跟課堂裡無關政治利益和立場的辯論不同，總是導向一個非常清晰的結論──大家必須沉痛地、違心地投票給右派，以防堵極右勢力抬頭。對照看來，大學校園裡的政治運作不是、也不可能是理念先於一切；多年後想來，我更悟出了另一點：所謂學術精神的獨立，也許是一種建立在政治運作上，而得以保有抗衡權力中心（比如說國家）的能力吧！

　　這是法國大學最終教會我的事。

　　每年春天，我聽著講者的學術報告、參與各種研討會的時候，都會特別注意到停格在窗景裡的枝椏又抽了新綠。我思想奔放的青春時代已經離我而去，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我曾經活過的一切、探索過的思路，靜靜在我的身體裡沉澱出一扇差可比擬的春日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