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文學生活，讓昔日對於寫作一事的單純想像，走出了寧靜的書齋：踏上舞台、登上媒體、走入社交平台，轟轟烈烈地，上一個世代將作品與作者切割開來的努力，已成明日黃花。寫作一向是我人生刻意留白的底色，長年在某個地方等待，等待舒展成字句的片刻。這底色偶而會被其他事務覆蓋住，遲遲未現 ；成書後走到幕前，也可能弔詭地被遮蔽於作者的角色扮演中。但我不曾須臾忘記，當思緒開始流向文字，流向文字之外廣袤的未知，而最後回返、定止於文字之間的時光，是如同一座暫時與世界切斷連結的孤島那般，毫不留情地棄絕已知座標與時刻表的。當孤島重新出現在雷達探測範圍內時，代表草木已然新生，可以再次迎接世人來訪。 

       這暫時消失的孤島想像，來自我十多年前曾到訪過的聖馬羅 （Saint Malo）。在高聳的城牆外，有一大一小、漲潮時便與城外沙灘失去聯繫的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即長眠於大島（Le Grand Bé）之上。當年我坐在對岸的石椅上，看著潮汐漸漸漲起，直到完全淹沒了沙洲上領向大島的路，我心想作家之墓定時孤懸於海上的畫面，多麼集浪漫與聰明於一處，既出世又入世，再沒有更理想的長眠之所了——唯一美中不足的，只是過於規律而顯得刻意。十多年後，我因為小說作品寄身法文選集，與舒國治、吳明益兩位作家一起受邀參加奇異旅人文學節（Festival Étonnants Voyageurs），方又重訪聖馬羅。這回舉著台灣作家的旗幟，混跡於世界作家之間而互不相涉，讓我對文學群體生活有了另一番體悟。我個人的離離原上草就留在作品裡，與兩位作家和幕後工作人員十分愜意的交流與閒談，則片片段段存在記憶中，不多談了，來講講此一世界文學節和法國出版社對台北、以及肩負台北印象使命的作家們的想像吧。

    文學節主辦單位的手冊上，為我們三人及《台北：街角的故事》（Taipei : histoires au coin de la rue）選集下的標題是：「台灣：一團待發現的文學渾沌」（Taïwan : un tohu-bohu littéraire à découvrir）。簡介開宗明義便道，台灣（或台灣文學）對法國讀者來說，乃是面目模糊的。而對於首都台北的想像，則是：「近三百萬居民、吵雜、污染嚴重、日夜沸騰的大都會。摩天大樓叢林間，錯綜的街道閃爍著炫目的燈光；外洩的瓦斯和燒焦油脂的臭味，間雜著汽車喇叭的喧鬧。這地理空間，同時帶有一個內在的文學空間，亞洲書庫出版的《台北：街角的故事》正好能讓讀者們發掘台北這個中心人物，以及三位參與的作家 ［…］」（註1) 。行前我戲稱本團為「三人成虎團」，想來是讀到了這台北速寫，忍不住要刻薄一下這段其實模糊得很有號召力的短文——亞洲隨便哪一個街上有高樓也有賣熱炒的城市，塞個車排放個黑煙加亂按個喇叭，拼湊起來大概也是那個樣子。不過吾人不應小看這不著痕跡的三兩筆：遠方一團活力十足、聲勢浩大的混亂，極可能正中法國讀者對亞洲城市既有的異國想像，不妨把它讀作一封歡迎西方好奇旅人去台北探險的邀請函。

    至於介紹作家的方式，則是簡潔不囉唆：給我一個「旅法」，給舒國治老師一個號為「台灣小吃教父」的美食家旅人，再給吳明益老師一個「台灣的村上春樹」，出版了一本介於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小說《天橋上的魔術師》，三句話讓遠道而來且面目模糊的文學作家，各就各位。與會聽眾來聽三人成虎團開講前，便可依稀辨識三人各自描繪出來的那隻老虎，長得會有什麼不同。當天座無虛席的座談會上，主持人也用心準備了許多問題，印象所及，我果然負責回答台法之間語言文化潮間帶等相關問題；舒老師回應關於台灣小吃及飲食習慣特殊性等問題；吳老師則展現說書人的魅力，長篇鋪陳，以說故事的方式回覆了主持人特別感興趣的現實與魔幻的議題。當天座談會的氣氛熱絡，叢書主編兼譯者也侃侃而談，介紹台灣的歷史。我坐在燈光強烈照射的台上，往下看著一張張專注且興味盎然的聽眾的臉，如海市蜃樓般浮動在熱氣中。我心想，「當我們同在一起」大抵也就是這樣唱的吧：文學之為一種媒介，如果最後能達到這樣的群體功效，管它先前巧立的是什麼名目呢？  

    走筆至此，不安於「被解讀」而最愛「反解讀」的我，一邊也關心起《當我們同在一起》這首童謠的身世。如果說中文版的歌詞意境，與英文版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相距不大，德文版（據說是十七世紀的維也納民謠）的原詞就十分驚人了。瘟疫中醉倒路邊被當成死屍扔進亂葬坑的街頭樂（歌）手奧古斯丁，在坑中吹風笛奇蹟獲救，自創（或啟發）了一首O, du lieber Augustin《噢，親愛的奧古斯丁》。歌詞中慘兮兮的奧古斯丁一窮二白，被勸道乾脆躺進墳墓算了，反正一切都完了，對照他大難不死的故事，還頗帶點黑色幽默。這樣隨意再逆推，當我哼唱著《當我們同在一起》，暫時坐上一節開往世界的文學列車時，應該對因「未知且面目模糊」而產生的所有誤會感到釋懷吧？少了既有的軌道，各種對號列車都開不成，而一旦跨越語言及文化的邊界，車上乘客不正是踏上一種原有印記高速消解、再生的旅程嗎？文學自有砍掉重練、容納新可能的高可塑性，我不必為此杞人憂天。我該關心的或許是：潮水漲上來的時候，那一座想像中的孤島，要移動到哪一處，才能在必要時隨心所欲地切斷連結，而不至於隨波逐流吧？這才是我的文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