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特在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經濟學博士之前，他當了兩年的管理顧問。麻省理工學院的課程，以數學吃重出名。李維特在大學時只修了一門數學課，修完之後就還給老師了。他上第一堂研究所的課時，問旁邊同學黑板上的公式是什麼：那個長長的奇怪符號和捲捲的符號有什麼不同？「你慘了。」那個同學說。 

「大家都把他的名字劃掉，」芝加哥經濟學家古斯比是他當時的同班同學，說道：「他們說，『那傢伙沒前途。』」李維特走自己的路。其他的研究生熬一整夜在解題，想要得到好成績。他卻熬夜研究和寫作。 

「我的看法是，在這行裡，出人頭地的方法就是要寫出偉大的論文，」他說：「於是我開始寫。」有時，他會從一個問題開始。有時則是一組引起他注意的資料。他花了一整個夏季把多年國會選舉的資料打進電腦裡頭，純粹基於一個模糊的好奇：為什麼現任者通常容易連任？後來他在無意間看到一本政治科學的書，該書的作者群宣稱是金錢打贏選戰，就這樣。「他們試著說明，選舉結果是競選經費的函數。」他回憶道：「完全忽略了捐款者只有在挑戰者有實際勝選機會時才願意捐錢，而且現任者只有在他們有敗選可能的情況下才會花大錢。他們說服自己這是個因果關係，即使事後看來這個效果是假的。」至少，對李維特來說，這非常明顯。不到5分鐘，他就想出要寫的論文題材。「真是茅塞頓開。」他說。問題是他的資料無法告訴他誰是好的候選人，誰是不好的候選人，因此不可能把金錢的效果挑出來。和警察 

╱犯罪率之謎一樣，他必須對這些資料使出一些技巧。由於資料是他自己輸入的，他注意到一些東西：通常，同樣的兩個候選人會多次交戰。只從這種選戰作分析，李維特就能找出真正的結果。他的結論：競選經費的效力只有一般人所以為的1/10。 

他當時只是個默默無聞的研究生，竟把論文寄給《政治經濟學期刊》，有個教授說，就算只是試一下也是太瘋狂，後來竟登出了。他3年就拿到博士學位，不過由於他的輩份不高，他說，他在教授群眼中是個「隱形人，零蛋。」然後他跌跌撞撞，闖出了他今天所說的職場生涯轉捩點。由深具名望的知識菁英所組成的哈佛大學研究院士學會（SocietyofFellows），提供年輕學者3年的獎學金，讓他們自由做研究；李維特得到面試機會，但他不抱任何希望。他自知初出茅廬，算不上學術界人士。學會安排他在晚餐時接受一批資深會員的面談，都是舉世知名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歷史學家。他擔心在第一關沒講幾句，面談就給結束掉了。結果相反，他大獲全勝。不論被問到什麼主題——頭腦、螞蟻、哲學——他剛好都記得一些以前讀過的精髓。他的智力頓時爆發，好像從未爆發過一樣。當他告訴他們，他在明尼蘇達州花了兩個暑假賭馬時，他們聽得津津有味！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個舉世知名的一貫主題——自由市場福音（theGospelofFreeMarkets），偏保守——因此，似乎不是很適合李維特。在他看來，芝加哥著重的是理論、深思、和大構想，而他自己所著重的則是實證、巧思、和「小巧而不重要的構想」。但芝加哥大學還有個貝克（GaryBecker）。李維特認為，貝克是過去50年來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貝克早就把個體經濟學理論應用到非主流的議題上，尤其是家庭和犯罪，當時並不流行這種作法。多年來，貝克被妖魔化了——像「兒童的價格」這句話就引來無數人的驚恐。「在我的職涯當中，遭受到許多經濟學者的砲轟，他們認為我的研究愚蠢、主題扯太遠、或不是經濟學。」貝克說道，但芝加哥大學支持他；他堅定不移，終於贏得1992年的諾貝爾獎；於是成了李維特的模範。貝克告訴李維特，芝加哥大學對他是個很好的環境。「並非每個人都認同你所有的研究成果，」他說：「但我們同意你所做的是很有意思的研究，這點，我們會支持你的。」李維特發現，芝加哥大學給予他的支持遠超出學術層面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