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都在等待加薪。
  全世界主流財經媒體都在議論中國式加薪。
  沒有人再有興趣分析這件事的重要性。因為任何理性分析都比不上人民的期待，都無法與社會維穩匹敵。
  於是，一個名叫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的說法開始流行。
  由於一系列震撼人心的青工跳樓事件發生，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意外地拉開全員加薪的帷幕——幅度將達到30%。但旋即宣佈停止在內地新招員工，以消解加薪帶來的生產成本的上揚。而出現群體停工事件的廣州本田，工資實現了20%的增長。

   隨後，處於中國北部的瀋陽肯德基經過漫長的工資談判，資方終於讓步，宣佈給員工加薪5%。外電報導，隨著各地紛紛出臺最新的最低工資標準，製造業工資已較2009年水準出現兩位數漲幅。
  這是應該的。中國社科院發表的資料顯示，農民工的工資在過去10年的最初幾年增長了2%至5%，在2004-07年期間增長大約7%，而去年才增加了16%。

   其實普通工薪族的收入增幅已多年遠遠落後於GDP和財政收入的增幅，嚴重制約其成為消費主體，進而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而快速拉大的貧富差距又嚴重打擊著公眾對社會的信心。
  但真正的麻煩不在企業，甚至可以認為，如果僅僅將給公眾加薪的主要壓力轉嫁到民營企業和外企，後果是嚴重的：必然會導致其壓縮招工計畫，甚至將產業轉移，當然中國企業還會攜款外逃。

    要知道，就業是民生之本，而由於中國處於全球產業鏈的最低端，目前推進的產業結構調整和整體升級又非朝夕可就的易事，目前產業轉移必然又會影響增長——這對中國也是致命的。總不能靠政府投資鐵公機和房地產拉動吧——銀行會因此破產的。
   問題出在操作這次加薪的主導力量是政府。比如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和目前醞釀的全員加薪計畫都體現了這一特質。而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其主導權應該屬於市場。政府只是在法治的範疇內確立遊戲規則，並當好裁判員，而不是親自擔任運動員。
   首先，如果不真正深化國企改革，破除壟斷，給民營企業賦予國民待遇，減低其稅負，創造更好的運營環境並積極鼓勵其創新升級，進而完善知識產權的法治環境，帶動外資企業將更先進更有利潤增長空間的產業引入中國，單純逼迫它們全面加薪一方面會遭到劇烈抗拒，而另一方面會使其喪失經營熱忱，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巨大隱患。
   堅持政府主導其實是對國家財力的考驗。在這個前提下，我會首先呼籲給公務員漲工資。當然鑒於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公僕隊伍，首先需要啟動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儘量裁撤冗員，加薪儘量面向基層，並將其隱形福利待遇消弭，實現收入真正公開化。

   因為既然政府主導，不澤被公權力掌握者的改革是沒有希望的——在此基礎上，隱形權力機構事業單位的數千萬職工才有加薪的空間，進而倒逼企業加薪。
   但遺憾的是，目前儘管政府財力雄厚，但由於主要用於保增長、維穩定，是很難承受的。真想順利推進，就必須首先需要加大對壟斷國企收入的監管和徵收力度和壓低公務消費，必然會遭受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抗拒，最終倒楣的可能還是靠勤勞致富的中產階級——如同個人所得稅的神奇效果——准窮人幫助窮人改善收入狀況。
  為了全民順利加薪，政府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其實有三：一是按法治的市場經濟的要求，深化體制改革，為市場真正的主體——中小企業運營創造更好的生存發展環境，推動各項維護勞工權益法規的順利實施；二是完善二次分配機制，儘快完善國家福利制度，據經濟學家測算，每在社會保障投入一分錢，將帶來十倍的消費預期。這方面目前欠賬很多，已經成為比加薪更嚴峻的社會問題；三是通過完善法治，積極引導，推動社會公益仲介組織的成長，為更多先富人群和慈善組織回饋社會創造前提。
   否則，喧囂一時的中國式加薪只會聽上去很美，而與多數人的福祉無關。
   最後，引用外電的一段話：為了打破計劃經濟的瓶頸，鄧小平當年喊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30年後的今天，中國人將開始重新思考，如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建立一個更均衡、更有效率、更穩定的經濟體，讓不單是一部分中國人，而是讓盡可能多的中國人，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那一定靠的是法治，靠的是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