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晚10時50分許，在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北大門附近的福華宿舍，一名21歲安徽籍男工從宿舍樓7樓樓頂墜地，送醫院後於當晚11時40分被宣佈搶救無效身亡。這是今年以來不到三個月內在富士康發生的第九次員工墜樓死亡事件。富士康的員工像被神秘的力量“追殺”，一個個奔向死亡之途，九條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消失了，就像他們從未存在過。

而富士康最新的反應是，將員工跳樓事件歸咎於個人和社會原因，稱“這九名員工的墜樓事件僅屬個案，包括婚戀、疾病、家庭背景諸多綜合因素，同樣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問題。”富士康甚至花費血本邀請國內知名心理學家會診墜樓事件，專家的分析結果是，由於時間倉促，自殺的原因還無法明確斷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是遠遠低於全國的自殺率的”，這些“冷血”專家的結論對於富士康來說好比雪中送炭，但對於那些枉死的生命來說，又是何等的殘酷無情——從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中國的很多專家甘心出賣靈魂，不僅鮮廉寡恥，而且良心全無。同時，集團董事長郭台銘親自從太原請來“高僧”為亡魂祈福超度，給人以錯覺，似乎員工的死亡是由於鬼魅纏身，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冥冥力量在控制他們的生死。

富士康如此大費周折，無非就是想要轉移公眾視線，撇清企業自身對墜樓事件的責任，降低員工意外死亡對公司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面對這麼多活生生的生命死在富士康，面對如潮而至的社會輿論的沉重壓力，富士康所做的除了以上兩樁居心叵測的事情，還有兩件“看上去很美”的措施，一是開始針對員工進行心理干預，幫助員工緩解壓力；二是開始“花錢買資訊”，任何職工如實報告同事情緒異常情況，便可獲得公司獎勵。但這樣的措施不過是“花拳繡腿”，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無法杜絕慘劇的繼續發生。知名博主航億葦先生在博文中認為，富士康員工墜樓事件的罪魁禍首是“軍事化管理”，從一個方面深刻分析了富士康員工頻頻墜樓的深層原因。

如果僅僅是一家企業對員工的生命如此輕忽，乃至於不從根本上找出原因以防慘劇再次發生，而只是推諉責任、轉移視線，做表面文章，那麼我們至少還可以聲討企業道德的淪喪和企業家的無良。但如果是全社會特別是作為市場的監督者的政府以及可以視為職工“保護神”的工會，在整件事情上表現麻木不仁，甚至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不見它們的蹤影；如果連職工自己都不知道當他們遭受奴役、遭受不公、權益受損時，都不知道應該找誰、應該怎麼去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的話，那麼，除了表示深沉的悲哀，表示無語的沉痛以外，我們還能說什麼？還能做什麼？

富士康員工墜樓身死，不僅僅是富士康員工之殤，更是中國之殤，是處在轉型關鍵時期的中國必須面對的時代悲音。雖然中國的轉型是動態變化的過程，必然會出現很多新情況、新問題，產生一幕幕令人心愴的悲劇，而轉型的“轉”的意義正在於此，從一個不完善、不健全、不完美的世界，向著一個完善、健全、完美的世界逐步躍進。但在這一歷史性進程中，中國必須不斷追問，不斷追根究底，從一件件具體的事件、一樁樁悲劇案例中吸取經驗教訓，並從中總結規律，提出有效的應對之策，推動社會轉型朝著積極、正確、良性的方向發展。

富士康已經向我們展示了一副眾生的淒慘圖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裏，任何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在富士康觀瀾園區的插針機流水線，人幾乎被機器劫持了......恨不得一直有東西掉，一直不用站起來。要是可以躺一分鐘，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他們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像鐘錶一樣地生活著”。（以上引文引自《南方週末》5月13日頭版報導）

在這樣的公司，員工的處境如是，難道不該追問一下，事實究竟怎樣嗎？難道不該追問一下，在富士康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慘劇時，當地政府還有可敬的工會為何無動於衷，致使慘劇勢頭不減？難道不該追問一下，當可憐的眾生被奴役的時候，誰來保障他們的生命權、休息權、生存權？誰來保障他們至高無上的人的權利？

首先要問的是，企業的道德底線在哪里？企業家對絕對利潤的追逐是其本性，最大程度地對工人盤剝，以實現剩餘價值的最大化，是資本的原罪。正如馬克思深刻指出的：“資本主義生產——實質上就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就是剩餘勞動的吸取。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於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體上的正常發展有活動的條件而處於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先衰和死亡，它靠縮短工人的壽命，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資本主義在西方歷史上，經歷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對工人赤裸裸、血淋淋的剝削，但在工會組織的積極爭取和工人們的抗爭下，企業一方面仍然將追逐利潤作為最高宗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改善生產條件和環境，減少工作時間，降低工作強度，完善薪酬福利體系，優化企業管理，保障工人合法權益。資本家通過提供給工人有吸引力的薪酬、福利和權益保障體系，培育了新興的中產階級，在為企業生產開拓更加龐大的市場的同時，也使資本主義制度更加穩固。

當今中國社會呈現出來的何嘗不是“中國式”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而中國在社會轉型階段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借鑒西方的經驗，避免走西方的老路，避免“帶血的發展”，重建企業家的道德，堅持對企業的道德底線要求。什麼是合乎企業道德的？

確保生命權是重要前提。如果連員工生命也無法保證，那麼就無從談企業道德，企業就會失去其存在合法性，富士康，還有近日騰訊頻道主編猝死事件，都為整個社會敲響了警鐘，採取切實措施保護員工的安全，是企業義不容辭的責任。

確保休息權是重要保證。富士康的員工勞動時間之長、強度之高令人乍舌，一個人要幹兩人的活，在機器旁一站就是八個小時，連彎腰也不行，底薪制度要求員工必須依靠不要命的加班，才能獲取高收入，在這樣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下，富士康的員工毫無私人時間，沒有時間交友，也沒時間談情說愛，整個就成了工作機器，成了奴隸，休息時間很少，而且是在精疲力竭之下，長此以往心理不出毛病才怪，任何一件小小的煩惱都會摧毀一個人的生存意志。

確保生存權是基本要求。這個生存權是建立在有尊嚴的勞動之上的，要使員工在比較好的環境下心情愉快地從事工作，要使員工在合法的勞動時間裏獲得能夠體面生活的收入，而不是通過加班、損害身心來獲得額外收入。

總的一句話，企業的道德底線是把人當人看，人不是機器，不是個會說話的動物，在遭遇奴役、高壓下仍然機器般地工作，對於活生生的人是不可能的，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就不是把人當人看，而是當作機器，當作奴隸，軍隊進行軍事化管理是有它的具體條件的，軍人的作息時間都是很規律，能夠保證充分的休息時間和生活待遇的，它的工作時間也是有限的，而富士康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員工大量時間耗在高強度的工作上，又缺少真正的集體溫暖和相互交流，在這種情況下，對員工卻進行的是毫無人性的“軍事化”管理，強調上命下服，人勞動無尊嚴，活著也無尊嚴可言，對於80後、90後獨生子女家庭中嬌生慣養出來的這批心理原本就很脆弱的人來說，只有死路一條了。

第二個要問的是，面對帶血的GDP，政府何為？在我們要建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應該怎麼定位，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政府，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從《南方週末》的調查中，我們知道，富士康在郭台銘的領導下，發展成為世界工業史上最龐大的工廠，目前在中國各城市共有80余萬職工，僅在深圳就有員工40多萬，而在龍華園區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了30余萬富士康員工，儼然獨立王國，它在中國都行政經理被稱為“市長”。這些數字足夠說明問題了，富士康在中國的地位就建立在這些龐大的數字上，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力無疑是很大的，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危機剛剛復蘇的背景下，富士康創造的利潤對中國和廣東、深圳地方“GDP”以及稅收的貢獻率，還有在就業壓力日趨加大的情況下，僅一個富士康就可以解決80余萬人的工作問題，如果這還不夠的話，那麼郭台銘作為臺灣工商鉅子，作為具有強大政治影響力的工業財閥，他的反台獨立場的統戰意義在當前台海局勢未明之下非同小可。既然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明明發生了血淋淋的事件，明明知道富士康內部管理存在嚴重問題，當地政府熟視無睹，全然把自己當成了聾子的耳朵，而富士康的員工在強烈的心理暗示下，在因高強度的勞動產生的幻覺中，心情抑鬱而絕望，放棄生而選擇死，又何足掛齒哉！

回到前面的問題，在中國轉型中，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府？一個“小政府”。跟現在的政府相比，要大大的瘦身，將大部分精力從經濟事務的具體管理中抽出來，不直接對經濟事務進行干預，更多地對國防外交，對社會和民生事業進行管理，除此之外，從經濟事務的具體管理中抽出來的政府，對企業進行監管和督查是其重要職責。從市場經濟的原則來說，現在的政府定位正好反過來了：對經濟的行政干預過強，而對企業的監管力度過弱。我們的政府之所以對GDP增長、對稅收增長如此鍾情，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要養一支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龐大的公務員隊伍要依靠龐大的稅收支撐，而以逐利為目標的企業為了支付龐大的稅收，只有壓低工人成本擴大生產增加剩餘價值而加劇對工人的剝削，這些公務員總不能光坐辦公室不幹活啊，那就多管管企業吧，而所謂的管，不是對企業的監管，而是與企業合謀，如何確保擴大生產、增加稅收......在此情況下，誰還有心對企業進行必要的監管呢？既然是自己的利益存焉......在富士康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監管的缺位，政府的不作為，導致富士康按照于己有利的方式處理員工死亡事件，不僅沒有道歉，更談不上經濟補償，以及如何去避免下一次，使悲劇不斷重演。

還要問的一個問題是，在成員權益受損時，工會哪里去了？工會代表誰？這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工會當然是工人的組織，當然是為工人的維權而存在的。但是我們的工會都去幹什麼了呢？過年過節發發福利品，組織職工年度旅遊，還有組織一下職工文娛節目，而到了工人真正需要的時候，卻不見了。

富士康員工死了這麼多人，工會沒有動靜，既不去調查瞭解富士康員工死亡的原因及富士康員工的生存狀態和生存需求，也不去代表工人向企方抗議，代表員工與企方進行談判，要求其道歉和經濟補償，並採取有效措施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甚至進而要求企業、政府加強對職工權益的保護。直到今年第九個人也去了，才出來不鹹不淡地說富士康內部管理可能存在漏洞。這還是深圳的總工會說的，它自己的工會屁也不敢放一個，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在中國任何地方的工會，包括企業的工會，都不是獨立的，都是“被領導”的，是對上而不是對下負責的。惡劣的是，企業將這一套也照搬過來，將工會納入自己的胯下，想怎麼捏就怎麼捏，捏得沒了脾氣，當然，工人遇到麻煩，他們也只有在胯下輕聲呻吟幾句大家都聽不懂的話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