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甄靜慧  來源：南風窗 

在香港政府總部外，一個色彩鮮豔的痰盂內擺放著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的特寫照片；隨即，照片被澆上象徵“尿液”的黃糖水，有人更上前貼上“曾蔭權：我要驗好你篤尿”的醒目標籤——這是香港中學生聯會、青年聯社等組織11月8日中午發起的“反對校園自願驗毒計畫”遊行中的一幕。
　　遊行事緣是擾攘香港社會良久的青少年濫藥問題及校園驗毒計畫。顯然圍繞此事的衝突已非第一次在港爆發，但隨著驗毒試行計畫12月將在大埔區23間中學推行，民主自由言論與管制改革的交鋒又被推上了一個新高潮。
　　 
　　毒禍陰雲
　　已經在香港明愛黃耀南中心接受了3個月戒毒療程的嘉東並不太瞭解近數月以來香港社會因他們的濫藥問題而起了多少風波。因為在這裏，除了偶爾看看電視新聞外，他每週只能和外界通一次電話，且通話全程須在黃耀南中心工作人員的監控下進行。
　　在進入黃耀南中心前，這個剛滿18歲的少年已有4年濫藥史：最初是在同學和朋友的引誘下吸食大麻，逐漸成癮；後來，俗稱“K仔”的氯胺酮在青少年當中流行起來，他也緊隨潮流，開始“索K”（用鼻腔吸入氯胺酮粉末）。
　　嘉東形容“索K”後的感覺，就像進入了遊戲裏的世界，有如靈魂出竅，眼前閃動著迷幻的色彩——這種感覺令他著迷。
　　一開始，他不需要花錢購買大麻，因為只要一出來玩，就會有朋友拿出來分享。後來，濫藥的癮頭越來越大，朋友也不再無償提供毒品了，他就開始自己當“拆家”，以販毒養毒。
　　說起這些的時候，嘉東顯得有點無所謂。雖然在黃耀南中心接受輔導時知道了濫藥的危害，但從中二、中三開始，身邊玩得最要好的朋友幾乎都有這個習慣。他並不感到太過愧疚。
　　根據香港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下稱檔案室）資料顯示，過去10年，香港青少年濫藥人數波動極大：曾從2000年的高峰4020人，下降至2004年的2186人，隨後又回升至2006年的2549人；到2008年，全港21歲以下吸毒青少年人數突破3000人，其中約900人是學生。
　　但普遍認為，檔案室僅依據已曝光個案數位所統計的資料，無法反映大量隱蔽濫藥者的存在。若按每一個個案背後均有3個隱藏個案的規律計算，則截至去年，香港21歲以下青少年濫藥者應有1.2萬人以上，其中僅學生就有3000~4000人，數字更在今年以來繼續攀升。
　　今年，有機構針對全港中學作了一項調查。調查結果擲地有聲——全港有23%的中學曾有學生吸毒，當中更不乏第一組別及英中名校。學生平均濫藥年齡為14歲，最年幼的只有8歲。
　　 
　　滲透，無所不在
　　用“震驚”來形容香港社會對這個結果的反應一點都不誇張。
　　香港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石丹理對記者說：“如果僅從青少年濫藥數字來說，現在其實還沒有超過2000年的最高峰。但是，以前青少年吸毒，多在校外娛樂場所進行，如今校園內個案卻急劇增加，而且大量學生成為毒品‘拆家’，毒禍向學校迅速蔓延尤其令人憂心。” 
　　做了幾年“K仔”拆家，嘉東從沒考慮過貨源從何而來的問題，因為實在太容易到手了。“隨便問幾個跟黑社會相熟的同學就可以拿到；自己問黑社會成員拿也行，學校裏面就有很多，全都紋了身，一眼就能認出來。” 
　　黃耀南中心主任，曾任禁毒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張大衛告訴記者，香港黑社會大量向校園滲透的現象早已不是新聞，早年也多有海洛因、大麻等毒品通過黑社會社團成員流向學生群體。但在那個時候，毒品是比較嚴密地控制在黑社會手中的，社團外青少年參與販毒為數較少，大約只有10%左右。
　　然而，自從由精神科藥品氯胺酮所製作的“K仔”作為軟性毒品開始在港氾濫，由於其獲取原料容易、工藝簡單，而且價格便宜和分拆方便，使這幾年香港軟性毒品分銷管道發生了重大變化。
　　做“K仔”“拆家”成本極低，拿出幾百元就可以“做生意”，黑社會成員開始大批招徠“小拆家”代為拆貨。嘉東說，他通常是自己買一大包，然後拆成小包賣給同學或者其他社會青年。如果一天能賣出幾包，日均利潤能達到數百元。有的“拆家”為了提高利潤，還會在拆開的小包裏摻雜其他形狀氣味相似的粉末。

“K仔”裏最常見的雜質是玻璃粉，它可以劃破鼻腔內毛細血管，使吸入粉末直接進入血液，增加刺激性。這樣一來，用者不但不會察覺藥品純度不足，反而會更加興奮。
　　在黃耀南中心裏，80%左右的濫藥青少年都參與了“K仔”或其他毒品的拆賣。他們告訴張大衛，在學校裏買“K仔”就跟叫外賣一樣方便。“我估計以全港濫藥的青少年計，約有50%曾參與毒品分銷拆賣。”張大衛說。
　　 
　　校園驗毒
　　自2000年濫藥高峰期過後，香港政府對待青少年濫藥問題從未如今年般高度緊張。
　　一方面，作為執法部門的香港警署首當其衝加班加點，全港各區隔三岔五就有針對娛樂場所的掃查行動；另一方面，從毒品源頭上，政府各部門一直與廣東公安、海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商討打擊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到內地吸毒及攜帶毒品返港問題的策略。
　　與此同時，香港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下稱專責小組）主席、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及香港禁毒常務委員會更針對香港現行法例情況，提出立法允許強制驗毒的建議，並推出“校園驗毒計畫”。
　　然而，正是這個計畫的推出，意外地使香港社會對青少年濫藥問題的關注開始集中到另一個焦點上去。
　　“有兩個原因促使我們認為有必要推行校園驗毒計畫和建議立法強制驗毒。”石丹理向記者解釋。
　　首先，目前在青少年濫藥者中最流行的“K仔”有著與傳統毒品全然不同的特性。“它其實就是一小包粉末，倒在紙托上，悄悄從鼻腔吸進去就可以了，不用吞服，更不用打針，十分方便。”這意味著“索K”行為根本不受場所限制，晚上躲在房間，或下了課在教室悄悄“索”一點，老師和家長根本不會發現。
　　而且早期“索K”的人，外表不會明顯憔悴消瘦，也沒有傳統毒品癮發時的痛不欲生，除非是他們自己“不小心”暴露，又或者吸食時間太長，用量太大，藥品對他們造成的傷害已經表面化，否則很難將他們從普通青少年群體中區分開來。
　　17歲的少傑有兩年濫藥史，如果不是月前在卡拉OK“索K”過度，不省人事後遭遇香港員警“掃場”被帶走，父母可能現在還不曾發現他的“秘密”。
　　少傑說，自己運氣不好，但當時跟他一起濫藥的其他同學則神志比較清醒，都在員警進房前把毒品扔掉，除他之外全數“倖免”。
　　這是禁毒機構為之頭疼的另一個問題——香港員警有時很無奈。
　　 “香港是一個極為講究人權的社會。”石丹理說。由於一直沿用英系法例的規定，在少傑所處的這種場合下，員警絕不能強迫市民提供人體標本（包括頭髮、尿液等）進行檢驗。所以，儘管當時卡拉OK房內滿地都是“K仔”和搖頭丸，但在嫌疑人身上搜不出毒品，也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離開。
　　人帶不走，警方唯一可以做的只有查封涉嫌有人濫藥的娛樂場所。
　　在少傑因攜帶毒品控罪被羈留的這段日子裏，出事的卡拉OK暫停營業了。然而他的朋友們卻沒有停止濫藥，只是把地點改在自認為更安全的地方。
　　“我們錯過了很多及早發現濫藥青少年個案，並給予他們幫助的機會。”石丹理說，“因此，要改變這個局面，儘快挽救更多沉淪毒海的青少年，須儘快立法允許強制驗毒和推行校園驗毒計畫。”
　　
　　管制與人權
　　然而，香港政府和禁毒常務委員會重錘推出的這個驗毒計畫並不為大多數港人所領情。
　　在部分民主黨派和立法會議員的反對聲音“撐腰”下，香港中學生聯會、青年聯社等主要由學生組成的青少年組織更是紛紛登高抗議，聲稱政府推行校園驗毒，等於對所有學生進行“有罪假定”——學生不管有沒有濫藥，也必須在毫無尊嚴的情況下被抽檢體液以證“清白”。
　　“難道支持驗毒的人士都不感覺收集人體樣本尤其是尿液樣本的過程是何等令人羞恥及感覺不被尊重嗎？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團結起來對不義的政策說‘不’！”九龍一家中學外，青少年團體成員蘇珊激動地對記者說。
　　她說，不止是中學生，很多民主人士也支持他們，這幾個月經常有人在學校外面拉橫幅、發動簽名，呼籲學生反抗。

不過，蘇珊隱而不談的是，也時有學生家長特意守侯在中學校門外，對前來呼籲學生抵制驗毒行動的團體成員出言指責。
　　月前，在香港無線電視翡翠台的新聞播報畫面裏，有家長哭著撲向正在中學外派發傳單的團體成員，責問：“你們家中有沒有孩子？如果你們的孩子也吸毒，你還會不會抵制驗毒？”“口口聲聲講人權，你們有沒有體諒過濫藥青少年家庭的痛苦？”
　　被責駡的團體成員啞口無言，匆匆收拾橫幅和宣傳單張趨避。
　　 
　　民主衝突
　　“我當然支持校園驗毒，也相信絕大多數的學生家長也會支持。”張大衛如是說。
　　這是黃耀南中心的午休時間，幾個少年正圍在小庭園裏研究一大盆蛋白。張大衛走過去問：“你們在做什麼？”白白胖胖的東尼答：“在做甜品。”他用力揮動打蛋器，盆裏的蛋白開始發泡，少年們發出一陣歡呼。
　　旁邊的休息室裏，有人在蒙頭大睡，也有人正在聽音樂和研究電腦。
　　“東尼以前很喜歡踢足球，不過濫藥後因為總是渾身乏力，已經很久沒踢了。來到這裏後他漸漸恢復健康，最近又重新成為一個優秀的中鋒。”張大衛說，他覺得孩子們在這裏健康了，也開心了。但是，民主人士卻說他和黃耀南中心不尊重這些青少年，違反人權。
　　“因為我不允許他們隨意打手機。是的，他們有通訊自由，但如果他們可以隨意使用手機，今天叫人從後牆扔一包‘K仔’，明天送一包‘搖頭丸’，我這裏就不是戒毒所，變成吸毒所了！”
　　這些年，黃耀南中心與社會民主人士的衝突不少。
　　就在前兩年，一位監管部門的負責人對張大衛說：你要經常告訴他們，戒毒不是強制，是自願的，他們隨時有權離開。張大衛一聽就急了。
　　香港的戒毒康復服務分為“強迫性戒毒服務”和“自願性戒毒服務”兩大類，黃耀南中心屬於自願戒毒服務機構。理論上，來這裏戒毒的青少年應是來去自由的。但事實上，雖說是自願戒毒機構，真正自願來的人其實少之又少。這裏的青少年大多是犯了事後，被感化官半強逼性地“介紹”進來的。
　　剛進來時，很多人不情願地住上一兩天，就感覺適應不了清規戒律，吵著要走。這時工作人員只能儘量拖延、安撫，希望他們能度過衝動期，漸漸適應下來。
　　“這種情況下，如果我每天都去跟他們說，你是有自由隨時離開的。保證不到兩周他們就會全都走光。”氣憤之下，張大衛拍著桌子說：“你真要逼我這麼做，我就從今天起登記，看灌輸自由思想後還有多少人願意留下。看看這個結果你們能不能承受。”監管部門思量之下，似乎也覺不妥，方才作罷。
　　“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叫《強人之難》。”他感慨地說，“民主人士不會明白，戒毒有時就是需要一些強制的手段。有時辛辛苦苦幾個月才戒掉毒癮，卻因為無法強令他們每個月回來驗一次尿，最後所有努力都付諸東流。”
　　 
　　方案變身
　　事實上，如果忽略民主人士的抗議聲浪，支持校園驗毒及強制檢毒的港人並不少。
　　根據香港政府月前發起的調查結果，全港有90%的學生家長都贊成校園驗毒計畫，贊成計畫的學生也有55%，超過半數。
　　今年9月，記者曾致電詢問石丹理驗毒計畫細則，他再三表示尚未敲定，會根據社會各界意見再作修改；而日前，12月將在大埔區23間中學推行的驗毒試行計畫終於浮出水面。
　　根據政府公佈的試行計畫細則，此次驗毒將以學校和學生自願參與為原則，由家長簽署同意書，每月由社工不定時在自願參與驗毒的學生中隨機抽樣檢驗尿液。如測試結果呈陽性，學生及家長可自費找化驗所或醫生覆檢；被辨識有吸毒的學生，將獲最長6個月的戒毒支援服務。
　　香港政府同時強調，被辨識有吸毒的學生不會被學校開除或被警方拘捕，警方也不會通過計畫取得有關學生的個人資料。
　　雖然此前政府從未針對校園驗毒計畫拋出過一個“已敲定”的方案，但是，與最初黃仁龍提出的設想方向作比較，不難看出這次出臺的驗毒試行計畫已徹底改頭換面，不復初期設想的雷霆萬鈞。
　　“實施校園驗毒，本來既可以及早發現濫藥個案，早點幫助他們；同時懲罰性的後果也能起到一些阻嚇作用。但如今，‘校園驗毒’變成‘自願驗毒’，‘需由社工陪同取尿’變成了‘無需陪同’。而且不公佈結果，無警告和懲罰機制……”張大衛攤了攤手，“現在這個驗毒計畫已經不是2008年設想的那個了。”

顯然，這是香港政府在民望不穩的情況下，衡量了各方人士意見，花了苦功修訂和理順而得出的一個折中方案，本擬以“自願”和“保密”原則安撫民主人士的情緒，又突顯香港政府的禁毒決心和行動力——兩頭討好，兩不開罪。
　　 
　　兩不討好
　　然而事與願違。
　　驗毒試行計畫消息公佈後，香港中學生聯會、青年聯社等組織即在11月8日發起百人“反對校園自願驗毒計畫”遊行。一些一直支持校園驗毒計畫和立法強制驗毒的人士，也開始抱有微詞。
　　有人在網上戲謔這是一個“驗不到毒的驗毒計畫”，更有網友留言稱“不明白為什麼要諮詢學生意見以及強調自願，這是弱勢政府所為”。
　　香港政府大概無論如何不會想到，在民主與管制水火不容的交鋒過程中，政策的搖擺不定最終竟然兩面不討好。
　　張大衛並不諱言，從這次的校園驗毒方案裏，看到的是政府在民主言論與管制決心中的搖擺不定。
　　“驗毒只是評估過程中的一環，而評估又只是戒毒、脫毒、康復全程中的一環。只是其中一個小環節，就做得不倫不類，只能說香港政府以強硬手段禁毒的決心很不夠。”
　　“我從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睿智，只是作為前線人員，我很心痛。”
　　這邊廂，大埔驗毒論壇上，民主人士和政府官員依舊爭論得不可開交。
　　那邊廂，黃耀南中心的床位只有24個，外面還有數不清的青少年在排隊等候戒毒——這裏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背後，都有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