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丰】

過去因為新聞採訪之機緣，有機會親聆幾位台北故宮長輩訴說文物搬遷的塵封往事，每次聽他們講述故宮國寶播遷滄桑，心裡總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沉痛，這種沉痛，經常在午夜夢迴時分，浮上腦海，久久難以平撫。在人類歷史上，恐怕再也找不著第二個相似的悲劇案例，會像一九四九年故宮文物大遷徙那樣令人痛徹心扉。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很難用「對」或者「不對」的字眼，去籠統評說那次的文物大遷徙。但是，我們內心深處，卻人人都有一把尺規，確定人們「該不該」做那件事情。我經常想像，如果歷史重新來過，假設我們活在一九四九年，而且我們手上就掌握著故宮文物的命運，我們究竟會用什麼判準去決定是搬還是不搬這批國寶，炎黃子孫該怎麼下決斷？ 

我看過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寫給國府教育部政務次長杭立武的一封信，馬先生的信上寫道：「立武先生大鑒：…賤恙漸痊，而北平戰起，承中央派機來接，而醫誡勿乘機，祇得遵醫囑，暫不離平。…前得分院來電，謂三批即末批，閱之稍慰，今閱又將有四批，不知是否確實，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後不再續運…。」 

在六十年前的今天，我們很難想像，有馬衡這麼一個孤寂而高潔的靈魂，他在夜深人靜時，暗自琢磨，暗自神傷，南京當局的命令，是要把故宮文物全部搬到台灣去，南京方面也希望把北平的國府官員，全部用飛機運到台灣去。但是，他毅然下定決心，推說自己有病，去不了南方，更勸說杭立武，運了三批國寶，就別再運了吧！我欣賞馬衡這位金石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作的決定。因為，他是從國寶文物作出發點思考問題，而不是單從政治立場作判斷，他深知文物是受不了漂洋過海舟車搬運的折騰的，哪怕千萬件文物中的一件，在舟車勞頓過程中損傷、滅失，即使賠上十萬個杭立武、十萬個馬衡的性命，也是萬萬無法彌補的。 

今天我們回看這段故宮文物遷徙歷史，我真的很想用「悲劇」這類的字眼，去評說六十年前的那幕情景，但是，我又覺得「悲劇」二字仍難以概括這段歷史回眸。試問，世界上還有哪一個民族，像我們中華民族這樣苦難，國家分裂，生靈塗炭，竟連歷史文物都跟著遭殃，跟著被人為強行隔絕開來，而且產權的楚河漢界涇渭分明：這是我的，你不許碰！ 

殊不知，歷史文物，國之重寶，不屬於任何人，而屬於整個民族！故宮文物屬於整個中華民族！兩岸骨肉分離六十年，如今，人們可以利用直航，彼此團聚，破鏡重圓，可是，我們很難想像，大陸上的同胞，想看看屬於自己民族的歷史文物，卻還要漂洋過海到台灣來看，這是一個多麼乖離詭異而又沉痛難言的文化悲劇啊！ 

近日，台灣有一則消息報道，兩岸故宮將在十月於台北合作展出「雍正大展」。台灣的傳媒稱之為「兩岸文化交流的突破性進展」。但是，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這個「突破性進展」委實有待進一步「突破」，因為，消息指出：「至於連國際都在關切的『台北故宮文物，有沒有可能赴北京故宮展覽？』台北故宮高層說，這不是雙方合作的『附帶條件』，也非台北故宮所能決定，目前暫無可能。」換言之，目前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暫無可能」到北京故宮展覽。 

吾人欣見兩岸故宮邁出合作的第一步，這一步，令人鼓舞與激賞，但是，人們熱切期待的，不僅止於一次個別的合作展出，而是兩岸故宮更大範圍的、雙向的、常態性的有來有往的合作交流，「雙向」尤其應是兩邊合作的主要精神，否則，單向交流，如果台北光是知道向北京借文物，卻私心為用，小氣八拉的，不借文物給北京，這怎麼稱得上「交流」、「合作」？怎麼「交流」、「合作」得下去？惟有雙向交流，台北的故宮文物也要常態性到北京作無償展出(台北不向北京故宮收取費用)，兩岸故宮博物院有來有往，才足以彌合過去六十年我們民族的傷口，才可真正為民族文化作出有力的貢獻，以彌補過去歷史人物犯下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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