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短房】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的外交口徑是“支持巴勒斯坦正義事業，反對猶太複國主義侵略”，視巴解為夥伴，視前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並曾長期不承認以色列為獨立國家（儘管以色列在第一時間就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軍方和研究機構則有所不同，總參某部和裝甲兵、空軍某些部門、院校自70年代末以來，一直將以色列國防軍作為學習和借鑒的正面楷模，而將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陣營當作汲取教訓的陪襯（對埃及評價要好一些），對巴解在約旦、黎巴嫩的“國中之國”頗有微辭，對其在黎巴嫩戰爭中以及“起義”中的軍事表現評價甚低。

出現這種貌似“不合拍”，是有其歷史原因的。

中國外交層面上和阿拉伯國家淵源深厚：被認為是“中國外交跨出周邊第一步”的萬隆會議前夕，周恩來總理所會見的第一位非周邊領導人，就是埃及總統納賽爾，當時周恩來破例親自在仰光國際機場迎接，並和納賽爾下榻緬甸總統府長談，1956年5月30日，埃及更成為首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洲國家，為中國外交打開一片新天地，就在同年10月29日，第二次中東戰爭爆發，英、法、以攻入西奈半島和賽德港，共同的反帝、反殖目標把雙方的關係進一步拉近，鑒於埃及在前四次中東戰爭中的主導作用，中國在外交層面上長期親阿疏以勢在必然，且隨著冷戰對峙的加劇，以色列成為美國在中東的堡壘，意識形態層面也決定了中國外交別無選擇。

軍方和研究機構則相對“超脫”，無需過多顧及複雜的國際政治和外交取捨，而更多從“純技術”角度考慮問題，以色列在四面強敵的情況下越戰越強，很容易引起長期處在類似環境下的中國軍方共鳴，以色列先進的軍事技術、理論，豐富的實戰經驗，以及相對開放的交流態度，更形成對軍方和研究機構的強烈吸引力，加之在這一層面，中以的交流實際上早已有之、持續不斷，很容易形成一種傳統意識。

由於外交層面的態度是公開的，廣為宣傳的，而軍方和研究機構的成果因保密和其他原因，只在小範圍內傳播，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給外界和國民的主體印象是親巴疏以，但後一種聲音通過報告文學、觀摩片等不同形式在社會上有所傳播，並也造成一些影響。

1990年，中國和以色列建交，不久冷戰告終，3年後巴以達成和平協議，巴勒斯坦問題一度看到和平的曙光，原本“不合拍”的兩個層面，也逐漸向支援和平協議的方向靠近；但好景不長，隨著拉賓的意外遇刺，巴以關係的重趨緊張，以及隨後阿拉法特被圍困、鬱悶去世，巴勒斯坦的分裂和巴以暴力衝突的重新激化，這種“不合拍”再次出現。

和此前不同的是，外界層面的主導口徑從“支持巴勒斯坦、反對猶太複國主義”改為“支持和平，反對暴力”，尤其反對針對平民的暴力，這一方面是因為中以已經建交，而阿拉伯陣營也早已四分五裂，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內部分裂成幾派，其中的哈馬斯派經常採用恐怖暴力行動襲擊以色列非軍事目標，在反恐成為國際共識、中國力爭做負責任國際大國的今天，在中國自身也受到恐怖主義威脅的現實面前，外交層面只能表達對巴勒斯坦民眾的同情，和對過度使用武力的遺憾。

而軍方和研究部門的聲音也出現了一些異樣：雖然對以色列軍事理論和實踐的正面評價仍是主流，但在“超限戰”、“殺手鐧”思想引導下，也出現了對諸如真主党、哈馬斯軍事活動的積極評價，猶以以軍對真主党不甚成功的攻擊後為甚。由於資訊的開放，原本限於小圈子的“挺以”（其實這個斷語並不確切）聲音開始登上大雅之堂，很多人驚呼“中國立場有變”，而往往忽視了一個事實，即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聲音不過是針對不同層面的反應，本身並不是對立關係，而且都是早已有之，“各說各話”，各自按照本層面的軌跡延續、發展、修正。

由於巴勒斯坦與中國相距遙遠，國人對這一熱點的資訊並不充足，長期以來多依靠媒體或正規傳播管道間接獲得資訊。在中以建交前，普通民眾同情巴勒斯坦的占絕對多數，這自然是因為當時公開傳媒的“一邊倒”，但“大院”和部分“消息靈通人士”則有相當強烈的“挺以”聲音，這往往是因為他們可以看到更多“內部資料”，並嘆服於以色列國防軍的“赫赫武功”之故。

近年來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由於資訊的發達，各種聲音都可以很方便地傳播，不論親以、親巴解還是親哈馬斯，都可以從浩如煙海的網路資訊中，尋得符合心意和需要的資料支援，因此在民間層面出現了“挺以”和“挺巴”旗鼓相當、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局面。

事實上在民間層面，相當一部分人並非對巴以局勢很瞭解、很關注，而更多是通過對這一熱點問題的關注，宣洩自己的某種情緒和傾向。一些人把宗教等同於極端，再等同於暴力和恐怖主義，而另一些人把美國當作敵人，又把反以等同於反美，落實在巴以問題上，便形成針鋒相對的“兩極”，隨著加沙戰事的深入，將之類比為抗戰、越戰乃至二戰者，可謂比比皆是。

必須冷靜地看到，在民間層面，有關巴以的資訊僅僅解決了“量”的問題，在廣度、深度和專業性、可讀性方面，並無實質性進步，甚至由於發佈資訊門檻的降低，各種似是而非甚至根本不靠譜的假資訊也不脛而走，建立在這樣一種資訊基礎上，又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傾向的民間意見——不論“親哈馬斯”或“親以色列”，其YY程度之高、靠譜程度之低，也就不難想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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