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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王恩田:Ⅱ簋銘文辨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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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王恩田:Ⅱ簋銘文辨偽



王恩田(1931年4月——2017年8月28日),回族,山東德州人。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山東省博物館研究員,山東省古文字研究會理事長,山東古國史研究會常務理事,山東省政協委員。從事先秦史、商周考古、古文字等研究工作。發表論文16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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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田



今年元宵節前夕,友人來寒舍看望,並出示網上所傳一件待售的銅簋(圖一)。從器形看應是西周早期的,看不出什麼毛病。但銘文不成句讀,錯字連篇,一望可知應是粗通金文,從金文字書中尋章摘字,雜湊成篇的偽作。2月9日上午,友人告知,此器已於春節前成交。當看到王甯先生的論文中所附的Ⅱ簋銘文彩色照片,乃大驚,這不就是友人出示的那件待售的銅簋嗎?



從王甯先生的論文 中獲悉,這件銅簋首見於《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編號0420。並且得知李學勤先生已有專文討論 。李先生的論文于近日才有幸得以拜讀。李文說“簋的銘文都是非常特殊,字數不多而不落陳套”。“陳套”是貶義詞,指銅器銘文的內在規律,如文例、章法佈局、字體字形等等。既然簋的銘文“不落陳套”,那麼“否定的否定是肯定”,就一定是精品了。這是值得討論的。

現把李先生的銘文隸定按通行字錄下:



子,壬辰彡(肜),Ⅱ咸播王賞,

乍(作)父辛 彝,才(在)十月,

隹(惟)王八士 (聽)用祀彡(肜)。



李先生說“這個‘子’字並非像其他一些銘文一樣是作器者的族氏。在考釋鹿邑太清宮周初大墓青銅器銘文時,我提到過,當時有些器銘中的‘子’是與該器所祀親長(父或母)相應的親稱。在0420簋銘裡,這個‘子’就是與下文所說‘父辛’相對應的”。



按:李先生把鹿邑太清宮西周大墓銅器銘文釋為“長子口”,把“長”讀作長幼的“長”,即大兒子 。與李說相左,餘則釋為“微子口”,認為“微”即《史記•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的微子封宋的“微”。鹿邑大墓中與“微子口”銘文共存的“子”字銘文,應是族徽,也是殷人的姓。來源於殷人始祖契,其母簡狄吞玄鳥卵“因孕生契”的感生傳說,“子”與“卵”同物而異名。由此而“賜姓子氏”(《史記•殷本紀》)。鹿邑大墓中有“子”字族徽,證明墓主與殷王相同,都是子姓 。此後,又進一步證明,鹿邑大墓銅器銘文中的“子口尋”,即《禮記•檀弓上》中的微子之孫腯 。李先生釋鹿邑大墓銅器銘文“微子口”的“微”為“大兒子”的看法顯然是錯的。把Ⅱ簋銘文開頭的“子”釋為與“父辛”相對應的“親稱”,恐怕也有問題。在商周金文中,沒有不加謂語,單獨使用一個“子”字構成句型的先例。



李先生說“‘壬辰肜’,是指在壬辰日舉行肜祭。按《爾雅•釋天》載:‘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複胙。郭注:‘祭之明日尋繹複祭。’……0420簋銘講‘壬辰肜’,壬辰的前一日是辛卯,可以推想所祭的很可能就是父辛”。



按:“壬辰”可以視為表示時間的干支,也可以是人名。例如參加召陵盟會的蔡莊侯,名“蔡甲午”(《左傳•定公四年》),就是以干支為名的。因此,“子壬辰”,不必逗開,可連讀。既可以解“子”為殷人的姓,壬辰為私名。也可解“子”為爵稱,壬辰為私名。如果“子”是族名,“壬辰”是人名,而商代人名、族名、地名三位一體。人名也可以是族名。“子”與“壬辰”族顯然可以組成多子族複合族徽。余有專文討論 ,茲不贅述。這要比李先生的解釋合理些。



再者,“彡”是周祭五種祭祀中的祭名。彡祭的前面或後面都必須加先王或先妣名。如“甲辰彡大甲”(《合集》35534),“王賓大甲彡日”(《合集》35512)。或放在銘文末尾,如“在二月遘祖乙彡,惟王九祀”(《合集》37852)。在甲骨文、金文中彡祭從不單獨使用。簋銘“壬辰彡”一語顯然是臆造的。而“肜”僅見于《商書•高宗肜日》。羅振玉釋彡為《書•高宗肜日》之肜。董作賓釋彡為鼓聲,都是錯的。李先生接受羅說,把彡與肜相混淆是不可取的。唐蘭認為 、彡略有區別,其實是一個字。孫詒讓釋 為酒,董作賓在《殷曆譜》中逕隸 為酒。都是對的。確切地說,彡是 字省文,而 則是酒的本字 。但有時 與彡可以疊用。如“貞:甲申 彡自上甲”(《屯南》2911)。前者為名詞,後者為動詞,意為蔔問以酒彡祭上甲是否吉利。此外,甲骨文中的“冊”字也有名詞與動詞疊用的例證。



李先生認為Ⅱ為器主,“也便是肜祭的主持者。‘Ⅱ咸播王賞’為一句。‘鹹’,《爾雅•釋詁》雲:‘皆也。’是說器主于肜祀時陳列王賞賜的物品以告神。銘文接著說:‘乍(作)父辛彝’,是鑄作這件簋,作為紀念。從這一點可知,Ⅱ的這次肜祭不比尋常,有著特別值得稱述的意義”。



殷商卜辭中形形色色的祭祀,難以數計。陳列“告神”的“物品”不外乎牛羊豕牲和羌人之類的戰俘。但絕對沒有“肜祀時陳列王賞賜的物品以告神”的例證。而且在“王賞”的後面必須加補語。如“王賞旨貝廿朋”(《集成》2628).“王賞姒瓦在寢”(《集成》9098)。簋銘“王賞”後不加補語,不符合“陳套”,是可疑的。



李先生說:“0420簋銘的第三行,即‘惟王八士(聽)用祀肜’這八個字,乍看是不容易理解。《銘釋》疑為文字錯亂,我個人的想法是,簋銘第三行這一句系記事之辭,文字沒有錯亂,也與曆日無關。‘八士’一詞,見於《論語》的《微子》篇:‘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惟王八士’的‘王’應系當時的周王,最可能是周武王。‘聽用祀肜’,‘聽’的意思是同意、許可,這是說對‘八士’的祭祀,允許施行隆重的肜祭。簋的器主Ⅱ受此榮寵,對‘父辛’實行肜祀,‘父辛’應屬於‘八士’之列。”



按:《論語•微子》中所說的“周有八士”,並沒說是周文王有“八士”。也沒有說武王有“八士”。《書•君奭》在談到文王之臣時說:“有若虢叔,有如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等五人。由於虢叔早死,故而《君奭》又說:“武王維茲四人。”這與李先生推斷簋銘“惟王八士”的“王”肯定是武王的說法,是不符的。李學勤先生又說:“近期曾侯與編鐘在湖北隨州發現,學者論其銘文多指出‘八士’中的‘伯適’確系南宮適。”對此說的注解說是“李學勤《正月曾侯與編鐘前半詳解》,《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4期16~20。”其實,論證“伯適”確系南宮適的“學者”,不是別人,正是在下。我曾考證《君奭》所說的文王、武王之臣南宮適,也就是曾侯與編鐘銘文中的“伯括上庸”。“佐佑文武”中的“伯括上庸”,即《君奭》中文王、武王良臣南宮括。庸通容。名上容,字伯括。與孔門弟子南宮括字子容,系重名。



既然“周有八士”中的“伯適”就是文王、武王的重臣南宮適,但卻不包括文王、武王的其他重臣: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有理由認為“周有八士”中的兩位“伯”、兩位“仲”、兩位“叔”、兩位“季”的人名,是可疑的。此外,“周有八士”中的“伯達、伯適”和“仲突、仲忽”,說明這兩組並不都是兄弟關係。因為同一個父親,不可能有兩個其字為“伯”的大兒子,也不能有兩個其字為“仲”的二兒子。而古人觀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僖公十年》)。Ⅱ(聽)簋的器主有什麼必要對這八位並非同族的“周有八士”“施行隆重的肜祭”?再者,“父辛”是廟號,是共名。商代任何貴族都可以有其父廟號為“辛”者。有什麼證據認為簋銘的“父辛”應屬於“八士”之列?



其實,簋銘末尾的一句話“惟)王八士 (聽)用祀彡”疑點最大。《銘續》疑為文字錯亂。在“備註”中指出:“最後一句似可讀為‘惟王八祀,士 (聽)用彡(肜)。”就是說把“祀”字提前,與“士”字對調。把“惟王八士”換成“惟王八祀”,的確很通順。但“惟王八祀”後“士聽用彡(肜)”,是什麼意思?彡是祭名。士聽這個人用“彡”祭祀誰?甲骨文、金文中從沒有過這樣的文例。



李學勤先生設想將第三行中間的“士聽用”三字抽出,移到第二行上端,這樣,第二行稱為“士聽用作父辛 彝”似更通順,而第三行剩下“惟王八祀肜”,文例同于商末習見的曆日,這件簋銘所見月日,似可理解為王八祀十月壬辰肜日。



李先生對簋銘的改動,顯然要比《銘續》“備註”來得合理。可惜,偽作者不懂得商末的“文例”和“曆日”,才臆造出這類不倫不類、文字錯亂的贗品。但李先生遂即又推翻了上述改動。認為這樣的改動與帝乙、帝辛八祀的周祭祀譜不合。是的,正是由於作偽者沒有讀過《商代周祭制度》之類的著作,恐怕也未必能夠讀懂,才犯有這類低級錯誤。不過,《銘續》和李先生種種糾錯的設想,恰好證明銘文末尾這八個字應是胡編亂湊的偽作。



還應指出,簋銘“ ”字不從“酉”,而從“其”,月字中不加豎畫,而加點。兩個“彡”字的筆劃平而不斜,等等,都是臆造的錯字。“壬辰”二字平列,在商周文字中沒有這樣的寫法。銘末“祀彡”二字,是從甲骨文、金文的記時詞語中挪用的。但“祀”字前面不加年數,而加“用”字,露出了作偽的馬腳。總之,Ⅱ簋銘文是一篇水準低劣的偽作。李先生大可不必為之彌縫開脫。



從器物照片看,Ⅱ簋有可能是真器。但未經目驗,不敢貿然定奪。如是真器,則Ⅱ簋應是真器後刻銘文。古人鑄器,意在銘功記賞。但不少銅器都沒有銘文。如近年來發表的河南商丘出土的西周銅簋,就是沒有銘文的。



銅器作偽的手段之一是利用真器加刻銘文。一旦加刻銘文,即可利市百倍。例如我曾指出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和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著錄的鷹首提梁壺(簡稱荷壺)上的銘文是後刻的,其作偽的藍本即《西清古鑒》中的荷尊 。此後讀到陳介祺與吳雲的通信,才知道荷壺作偽的真正藍本是吳式芬收藏的荷卣(《集成》5339)。而且還可以知道作偽者是蘇州顧湘洲 。其偽刻銘文之精彩,足以亂真。與Ⅱ簋拙劣的偽刻銘文相去堪稱天淵之別。

我不是銅器辨偽專家,只能說是愛好。以上一知半解的“井蛙”之論,容有不當,祈專家不吝教正。



王寧《新見Ⅱ簋與相關問題討論》,復旦網2017年2月8日。

李學勤《新見Ⅱ簋與“周有八士”》,《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1期。

李學勤《長子、中子和別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6期。

王恩田《鹿邑太清宮西周大墓與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4期。

王恩田《鹿邑微子墓補證——兼釋相侯與子口尋(腯)》,《中原文物》2006年6期。

王恩田《多子族複合族徽舉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

王恩田《周祭蔔甲復原與帝辛廿祀祀譜——兼說彡為祀首》,(台)《中國文字》39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12月。

王恩田《甲骨文中的位祭》,《中國文字》新24期,(臺北)藝文印書館,1998年12月。

王恩田a、《曾侯與編鐘釋讀訂補》,《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中西書局,2016年;b、《曾侯與編鐘與曾國始封——兼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復原》,《江漢考古》2016年2期。

劉昭允《河南商丘出土西周銅簋》,《文物》2013年11期。

王恩田《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年5期(署名:齊文濤)。

陳介祺《秦前文字之語》251~252頁,齊魯書社,199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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